对于战争成本的考虑一直也是赵昺的心中头等大事，而且伴随他多年。可以说每一仗除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外，就是要考虑成本，一仗下来是不是赔本，所得的收益有多大，自己能否承受。
起初赵昺这种焦虑还是比较小的，当初只是为了活命，一切都是以生存下去为最高利益，战争成本那就不需做过多的考虑，只是为了能够明天还活着。后来在琼州站稳了脚跟，就需要考虑成本了，因为要考虑政治需要，但那时压力也比较小，毕竟他们战略上处于守势，又依托本土作战。
但是进入江南后就不行了，首先军队进行大幅度扩编，军费开支不是成倍的增长，而是成几何性增加。再者每一次大战动辄用兵十数万，消耗巨大。他发动战争就要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且要对战争的烈度、持续时间做全方面的衡量，甚至政治上都要为其妥协。
可是游牧民族对于战争的考虑就很简单，打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本买卖，基本上是有赚无赔。要问赵昺怎么知道，就是上辈子知道的，这辈子明白的。
首先，辉煌时期的游牧民族，究竟有多大的军事实力。汉初极盛时期的匈奴，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白登山之战中，汉人估计，匈奴动员了三、四十万骑兵。鲜卑早期，在檀石槐时代“称兵十万”“控弦十余万骑”，便足为中国患。
拓跋鲜卑在力微时崛起，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后世逐渐发展到“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当然，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游牧民族的全部战争潜力，并非实际动用兵力，因为在战争中，游牧民族首领通常身边仅有几万骑兵。
拓跋鲜卑与后燕参合陂之战时，主力不过两万骑兵；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总兵力也只有十余万骑。这样的军事力量，成本是多少呢？可以说便宜到极点。游牧民族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酋长几乎不用去操什么心，更不用自己掏腰包。
赵昺曾获得过一份蒙古早期来自西方人的笔记，里边曾经记叙过蒙古人初起时的生活方式。蒙古人的生存几乎不依靠粮食，他们靠捕猎野兽或是宰杀自己牧养的牲畜为食。他们对食物相当节俭也不挑剔。
这些西方人来到大草原时，有些随员竟被蒙古人饿惨了，据说蒙古人‘节约’到这样的地步：招待一百位客人，也只是宰一头小猪。他们吃下自己的那份配给后，才被告知那可是十三顿饭的分量！蒙古人自己，早晨喝一小杯稗子粥便可以熬过一天，饿他两天还能欢快地唱歌儿。
而在在战争中，他们吃得更是简单。如果饿了，可以在自己的马儿身上打主意，经过拼命奔跑的马儿，马蹄部都会极度充血，蒙古人在马蹄部位放血，吸吮一点血液充饥。如果马群里有母马，他还可以用马奶改善一下生活。
所以在战争中，蒙古人每个人都携带多匹战马，既可以不断轮乘以保存马的体力，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储备。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不停息地作战十天左右。当然这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和片面的感观，可以赵昺所知打个对折还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同样很低。
再看骑兵和步兵各自的战斗效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角逐的战场，通常是在蒙古草原或是华北平原，这是对游牧骑兵极其有利的战斗地域。
唐人的《反经》概略地认为，“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六韬》则算得更清楚，认为平原旷野之战，一个骑兵可以顶得上八个步兵，即便在险要地形上，一个骑兵也仍然可以顶得上四个步兵。
当然赵昺也知道这只是个经验化的数据，表现的是一场理想战斗的情况。在更多的实际战例中，骑兵决不会傻傻地等着慢腾腾的步兵全部集中好才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常会抓住先机，各个击破分散的步兵部队。所以说一支几乎不用为后勤保障操心的游牧骑兵，拥有步兵无法比拟的高机动性。
战略上，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即便从纯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通常也可以对步兵保持两到三倍以上的、可持续的战场机动优势。骑兵对步兵拥有两、三倍以上的攻击频率和选择战场和攻击方向的优先权。
面对松散的步兵阵列，骑兵很可能用一两次冲锋便轻松取得胜利；即便步兵阵列防守非常严密，有经验的酋长可以放弃正面冲击，改以充分地运用自己机动优势，或各个击破、或机动诱敌、或衔尾急追，迂回战术，切断对手的后勤补给，耐心地等待敌人被饥饿与惶恐而被拖垮，成功击败了数量上远远超出自身的对手。
如果某个游牧首领带着十万骑兵，从蒙古高原越过阴山或是燕山的关隘，或者突破辽西走廊的榆关进入华北平原——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轻松的旅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机动优势，在中原王朝的军队赶来之前，带了战利品从容地退回草原。
如果他愿意炫耀一下自己的勇敢或是贪婪于更多的战利品，他可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和中原王朝的军队决战一场——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个必须突破的关隘，因此在中国北方广阔平原上，游牧骑兵具有了如此强大的优势，农耕民族所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游牧民族可以决定这仗打还是不打，以及在什么地方打，即便他判断失误吃了苦头，也不大会遭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大可轻易逃走。而中原皇帝毫无例外地把连通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山谷河川作为帝国最重要的国防线去刻意经营。而一旦这条防线被突破，中原王朝的噩梦就到来了。
可在这场胜面极大的战争中，游牧民族的首领付出了什么呢？他可以说，这场战争付出了接近于零的成本。他的收益却总是相当可观的，无论从哪方面计算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
反观为了抵抗滚滚而来的游牧骑兵，比如说，十万骑吧，中原王朝的皇帝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呢？在一场可能到来的大决战中，他必须准备相当于数十万步兵的战力，还要很凑巧地把这些人全集中在主战场上，才能指望有些赢面。
为了供养十万大汉铁骑或是七八十万步兵，帝国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呢？赵昺简单的测算了一下本朝当前的基础数据，供养一名战士，除了提供他的装备外，更重要的是粮草，那就是百个农夫才能供养一名战士，而在军队远征的时候，耗费更是惊人。
农耕国家动员十万兵力，耗时一个月，即需要直接后勤保障人员三十万人。这四十万人在一个月的战斗中，就要耗费十八万石粮食。但这四十万人中，真正能用得上的兵力只有七万人，这还不够游牧民族两万骑兵吃一阵的。
如果这场战争耗时三个月到半年，一直处于动员中的四十万人，将耗费五十四万石到百万万石粮食。而这还仅仅只是个理想化数据，战争中的非正常损耗通常也是惊人的，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调动中，意外不可避免，也许在漕运中因为洪水或触礁的损失、或火灾在仓库中被焚毁，更可能被某支游猎的游牧骑兵所劫掠。
若是这场战争进行半年，中原王朝动员了与十万游牧骑兵相当的兵力，且按七十万步兵折算。在这半年中，无论胜负，帝国的军队及后勤人员都将消耗七百余万石粮食。这当然不止是动用的兵力，还包括维持后勤的近三百万夫役所消耗的粮食。据此按照粮与谷为1比2的产出率，实际谷产量必须达到千五百万万石才能满足需要。
而秘书监的一班人根据赵昺设想以汉武帝远征匈奴为模本也做过个成本核算。宋代一石，约折合汉代两石半，则宋制遣五百万石折合汉制则近四千万石。而汉时一个五口之家，除去劳役之外，耕种面积不过百亩，收获不过百石，若西汉三十征一的标准税率征粮，则人均能提供约七斗的税粮。
据此则需要五千七百万的农业人口，才能提供七十万步兵或十四万骑兵（也就是卫青出塞远征的兵力）半年远征所需的粮食。可两汉人口的最高纪录，也不过六千万。且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们的远征军，还需要旗鼓、盔甲、刀剑、弓矢、车辆、战具、犒赏，以及安置俘虏或是投降部落……这些都需要花费帝国大量的财富和粮食。
因此史书上所载汉武帝虽然取得了赫赫武功，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生凋敝，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外患，可见发动远征的成本之高。但既然赵昺明明知道消耗之重，为何还要执意北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