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爆发，赵军四十万人因为粮草不济而选择突围，最终惨败。秦朝末年，项羽派兵断了秦军粮道，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三国时期，官渡之战，曹操火烧袁绍军粮，袁绍大败，曹操从此称霸北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孙子兵法》也曾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在冷兵器为主的战场，粮食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关键。“粮食”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狭义的粮食，指士兵们日常食用的食物。第二是广义的粮食，不仅包括士兵所能果腹的所有东西，还包括战马所使用的草料。
关于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诞生许多至理名言，如《兵法百言法部粮》说道：食者，民之天，兵之命。
辛弃疾也在《稼轩集钞存》中提出：用兵制胜，以粮为先。
正是因为粮食对战争极其重要，因此粮食的后勤保障，就更加让战争双方重视。若是前方打仗，因为粮食没有运到，数十万将士嗷嗷待哺，那这仗没法打。不仅是在进攻时，在防守时也同样需要大量的粮食。
《管子》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意思是，城池的守卫，虽然在于兵，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粮食。在东汉末年，曹操对军粮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不仅在官渡之战中火烧袁绍的粮库，还采用谋士枣祗和韩浩的建议，让流民和士兵参与屯田，以至于曹操的军粮充足，为曹操扫平北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周朝就有了军粮的储备制度。国家要想备战，必须要做好军粮的储备，若国库空虚，不管是主动的战争还是被动的战争，都没有底气打赢。
《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也就是说，沿途的这些“委积”机构，平时积蓄粮食，若遇到战事，都作为战时的储备粮。
有了粮食储备，若粮食运送不到前线，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战场上，粮食的运输至关重要，有“师行粮从”的说法，军队走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因此，军队除了前方有战士在拼命，还要在后方设置运粮官和运粮渠道，保证粮草的补给。
而运粮者在路上本身是要消耗粮食的，毕竟，他们也要吃饭。也就是说，运粮的路途越远，不仅在运输时间上没有优势，在运输重量上也会消耗更大。运粮其实就是在减少百姓的口粮，很多时候，若战争和运输消耗的粮食过大，民众饥饿，就会造反。
总而言之，如若国家储备粮不足以支撑、运粮力量跟不上，那便远离战争，否则必败。
定、宁此战，没有胜者，且将各自的优劣展露于世，最大得益者在北方。
草原游牧民族何以要侵扰南方，最根本之处恰好便是因为物质短缺，一如那个时空某岛国要四处侵略。
辽初，军队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种无专门的后勤保障，靠军人自筹给养，掳掠民间粮草财物的方式，被辽人称作“打草谷”。
“草”，是喂马的饲料；这“谷”，是士兵食用的粮食。合起来称为“草谷”。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契丹是一个兵民一体的国家。平日里契丹人的劳作就是狩猎，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契丹人的骑射能力。这样，契丹朝廷可以不耗费一文钱，就可以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契丹牧民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契丹立国以后，除了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期间以外，契丹大多时候都可以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进行压制。这除了有“行逐水草”养成的强大骑兵支撑之外，还和“打草谷”制度息息相关。
《孙子兵法》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战争中后方保障会影响前线的胜败。如果前线距离后方太远，那么，光是运输方面的费用成本，就足以给朝廷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孙武子认为：真正的用兵高手，可以从敌人手里抢夺粮食，而不拖累本国的财政。“打草谷”算是这种战术的一种实践。
辽国位于北方苦寒之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产方式相当落后，农业经济极为薄弱，也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一句话：太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辽国是没有办法养活一支常备武装力量，也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出去劫掠，“自给自足”。他们一方面劫掠财物，另一方面劫掠劳动力，这些都属于辽国急需之物。
辽国初期，在设立军队编制时，就预设了打草谷的功能，“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打仗、打草谷、守营铺，大家各司其责，保证不乱套。
大燕取辽而代之后，军队便喜欢到大定境内打草谷，一是因为大定军队实力不强，二是因为大定较为富裕。对于大定的老百姓（特别是居住在边境附近的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场场噩梦。
毫无疑问，燕国军队每一次打草谷，都伴随着暴力劫掠，以及各种破坏，“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自东、西南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从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景象。被燕国军队俘获的定人，往往沦为燕人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最后死于异国他乡，尸骨不得还乡。
后来，燕国逐渐建立了后勤保障体系，使得打草谷现象慢慢少了。然而，打草谷现象并没有绝迹，始终有一部分燕国官兵在行军作战时采用打草谷来补充粮草。
没办法，北方气候严寒、土地贫瘠，虽多草原，却是更适合养匹而少口粮。你大定软弱无力，不抢你丫的岂不是傻瓜？
话说大定土地肥沃多良田，照理说是不缺粮的。奈何这数十年来多灾多难，非涝即旱，更有蝗灾、地震等灾害光顾，赈灾救难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更有那硕鼠上下其手、贪污盘剥，百姓多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流离失所逃荒他乡。
简单的说，富庶的大定也没有余粮哪。
君主专制、封建王朝，无论富庶与否，百姓都在受苦。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冯过并没有切身体会，但从方氏一脉口中多少能知晓这世道对劳苦大众的荼毒。方腊固然是自作自受，但跟随他叛乱的数十万百姓若非是生计窘迫到了极点又何以会走上不归路？“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此般“起义宣言”果真是危言耸听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再者，南方固然多良田，即便从交趾引进了占城稻，在江南大面积推广。由于其适应性强、产量高，很快成为太湖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并使这一地区成为南宋的最重要粮仓，以致当时有民间谚语曰“苏湖熟，天下足”。但没有“杂交水稻”，产量与那个时空实不可同日而语，太平盛世尚可保收，一到灾年便闹饥荒。
民以食为天，粮食，始终是国家发展之重。
此时的粮食就是稻、黍、稷、麦、菽，即大米、黄米、小米、麦和豆类。北方为麦面，而南方多为稻而“罕作面饵”。每年大定仅漕运到开封府等地的稻米就有六七百万石，大量的官吏主食基本都是稻米。
但这远远不够，根本无力支撑战争之需。而大定与北燕乃至大金迟早有国祚之战，未雨绸缪方是正道。
番薯、土豆、玉米……这些原产于南美洲的粮食对土地、气候要求不高，稍加培育产量便可远超小麦、小米这些杂粮。
冯过收到甘诚的信后，得晓他从泉州出海，经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竟已是航行到了非洲。信中，他喋喋不休的说了沿途见闻，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惊奇与兴奋，更毫不掩饰嘚瑟之心。
甘胖子这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舞台了，冯过很是感到开心。
至于以往冯过有意无意所提的“地圆说”、“在大海上只要不偏离航道一直前行便可回到原处”等说词，甘诚表示有些相信了并称接下去会来一趟实验之旅。
这封信辗转周折了将近一年方到了冯过手里，收到信后，冯过立即提笔回信，除了叮嘱一定要保证自身周全外又提及大海那边有个叫南美洲的地方，那里盛产土豆、玉米、辣椒等，若有可能尽量多带些种子回来，又附上了几种农作物的绘图。
信通过冯家商道先到泉州，至于何时能通过航洋船道到甘诚手中，那便真的是只有诉求老天开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