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虚与委蛇
圈子兜了大半天，闲话说了一大通，“老狐狸”终于把话题引导宋案上来了：“复生，宋案一事，你以为如何呢？听说前阵子还有人朝你身上泼污水？”
“不瞒老相国说，对于暗杀，我是从来不赞同的，以前不赞同，现在不赞同，将来更不赞同。因此我认为这么多暗杀案，不管已遂未遂，一并都要解决。至于朝我身上泼污水，我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区区雕虫小技奈何不了我什么。”
“现在袁慰廷也遇到了麻烦。”
“至于袁大总统，受人攻击是再正常不过，我们中国搞民主，实践共和，没有把欧美强国的先进体制和优点学过来，却把那一套尔虞我诈，相互攻击，相互欺骗的习气搬了过来，实在令人有些汗颜。”秦时竹斩钉截铁地说，“就我个人认为，袁大总统宦海沉浮多年，对于政治熟谙于心，肯定不会出此下策……”
“老狐狸”听秦时竹这么说，一时倒犯了难，这到底是真话还是讽刺？袁世凯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别的不说，光是戊戌变法那档子事情，就够得上两面三刀、卑鄙无耻的评语了。终究是需要压倒了理性，徐世昌看秦时竹一脸郑重的样子，觉得他的话是真心的。
秦时竹最后又追加了一句：“国民党别的本事没有，捣乱倒是好手，左也捣乱，右也生事，早让我心烦意乱。民国初定，正是休养生息、大事建设的时候，哪里容得下这么多污七八糟的声音？还望袁总统有所明察。”
“老狐狸”此时已完全放心了，高兴地拈着胡子说道：“复生。你这话可就正是老成谋国的意思了，看来我这几个字没白送。”
“那是老相国教导有方，当年您主政东北，我可是跟您学了不少东西。”秦时竹恭维地说，“若不是您身负编修清史的重任，我真想聘您做北疆的顾问，共同造福民生。”
“可是我老啦，你还年轻。好好干吧，慰廷也老了，不过他对你很是欣赏，说将来他退休了，就让你把国家担子挑起来。”
“承蒙厚望，愧不敢当……”在这种气氛中，秦时竹向袁世凯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你尽管放手干吧，不要太离谱就行。至于我嘛，其它利益给我一点就可以满足了……徐世昌还真是不虚此行。
和梁启超见面就是另外一副场景了，秦、梁二人再度相见，气氛格外热烈，作陪的袁金铠、朱德等人也是喜气洋洋。
秦时竹拉着梁启超地手。亲热地说：“卓如兄，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是啊，是啊，最近一直忙于奔走国事。若不然，早就来北疆拜访复生兄了。”
“任公大才，虽然许久不曾得见，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可是每一篇都仔细拜读了，可谓是力透纸背、字字钧钧……”
“过奖啦，过奖啦，我那是书生之见，只会卖弄虚文。比不得复生能干实事，特别是中东路一战，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我可是高兴地夜不能寐啊……”国防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播开后，梁启超也在报章上摇旗呐喊，为国防军助威。
“国防军千好万好，这点实在不好。居然害得先生睡不着觉。”秦时竹风趣地说。
“哪里。哪里，如果天天打胜仗。我就愿意天天不睡觉，这么多年了，只有这一个酣畅淋漓的胜仗啊！”梁启超说到这里，就动了感情，“咱们中国要是都能这样，何必老受洋鬼子欺负呢……”
“看来共和、民主的道路是对的，只是令师他……”
“唉，他老了，还是固执地坚守着他那一套，多给他点时间和耐心吧，相信终究会醒悟过来。”谈到康有为，梁启超长叹一声，随即脸色又变得很平静。
秦时竹问起三党合并的进度，梁启超脸色有点尴尬，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了种种的不如意之处，秦时竹听后哈哈大笑。
“卓如兄，你有时候还是过于天真了，不晓得人心地险恶。”
“此话怎讲？”
“恕我直言，三党合作，其实三党是各怀鬼胎，挑您出头，是为了借重你的牌子，而不是甘愿为了服从你的领导，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大政党。瞧他们这副模样，完全是党派利益优先，个人利益优先，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哪里谈得上为国为民、忧国忧民呢？”
梁启超汗颜，听秦时竹继续说下去。
“国民党获得大选胜利，还没上台执政，内部已在为总长、次长的位子吵得不可开交……如果说国民党此举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是第一大党嘛。但是三党更绝，还没合并成功，就在为党内位子争论不休，以卓如兄的声望、资历、能力，当个协理绰绰有余，就是做总理也未尝不可，但眼下却要受人排挤……民主政治的这套他们没学会，政客相互倾轧的做派倒学得挺快……”秦时竹滔滔不绝，“你何尝听到这些议员为宪法如何制定，总统如何选举、民生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发展出些有意义地谋略？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大话连篇。”
梁启超闹了个大红脸，这些批评意见虽然尖锐，但真是一针见血。
“如果说众大党情况还比较良好，那些小党就更加不堪了，大选过后，小党忽如一夜春风起，全部冒了出来，你也组党，我也建党，你做个党魁，我做个总理，好不热闹。更有甚者，不是以政治理念契合为组党，反而是以同乡、同年、同宗甚至亲属关系建党，湘南的看不起湘北，鄂东的不搭理鄂西。跨党、兼党的情况非常普遍，卓如兄。你自己说说，你有几个党籍？”
梁启超有些不好意思，迟疑了半天说道：“大概八、九个，基本上都没征求我意见，就在报纸上自说自话地发出来了，我实在有些懒得辩驳。”
“这就是了，他们不过是为了借重你的名声罢了，何尝有过真正让你主政地机会？”
梁启超苦笑了一番：“自古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梁启超还不是虎皮，却已经被别人拉来做大旗啦。”
哈哈哈哈，众人大笑，寒暄毕，就是秦时竹和梁启超的密谈了。
通过和秦时竹地谈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合并成功与否的问题，但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问秦时竹了。梁启超在暗自猜度，对方地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三党合并，捏合成一个整体并能够在梁启超的统一领导下行事，秦时竹多半还有点敬重之意，若是一个空架子进步党，则很难从秦时竹这边得到实惠。从梁启超个人的利益出发。自然是成为一个独立大党的党魁来得有利，但现在这个独立大党不仅难产，而且梁本人难以掌握其主导权，这个时候。秦时竹那句“倘不如意，便来相投”的话就很有吸引力了，按照秦时竹的暗示，梁启超一旦过来，可以就任人民党地副主席（其余两人是张謇、吴景濂），由于秦本人不出面，这个副主席的含金量比进步党地理事含金量要高很多。再者，人民党的席位、声望、影响力特别是秦时竹所掌握的地盘、军队都不是进步党所能比拟的。加入人民党的好处相当明显。
从政治立场来考量，梁启超觉得自己和秦时竹的立场十分接近，对于大政方针几乎有同样地看法，而与国民党相比就比较远。秦时竹和他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百病丛生，需要下药，但不能太猛，猛了这个病体挡不住。所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是决计要不得地。但不也不能不下药，像袁世凯这样依旧继承前清地一套。中国只能慢慢死亡；在宪法、民主和共和问题上，梁启超也找到了知音。民主、共和、宪政都是好东西，但中国人并不熟悉，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为国为民的强人比空言平民政治好地多。对于大选的进行，梁启超等人也清楚地看到了弊端，广大民众根本就不明晓民主、责任内阁为何物，对他们而言，民生、福利或者说活下去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其余地事情还是留给大人物们解决吧。因此，在宪法体制上，梁启超和秦时竹的意见也惊人的一致，中国政体拟采用实权总统制最为适宜，总理作为总统之辅佐，由总统提名并提请议会通过后方得任命，主要对政府具体事务负责，总统由议会选举，无解散议会之权力，若是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法案，内阁须全体辞职……
从党派谱系上说，国民党是左派（宋教仁算是极左派），人民党是中派（中庸之道），其余三党是右派，袁世凯算是极右派。但中派和右派的立场比较接近，便于双方在抛弃成见的情况下携手，就大的政策方针来考虑，双方的立场基本是一致地，只是在权力分配上，有些偏差。秦时竹希望能够在国会中形成反国民党阵线，前提是人民党负责组阁，安排其余三党人物入阁，梁启超等重要人物都将担任内阁总长。梁启超则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将三党捏合在一起，以便由自己出任总理组阁，但他愿意将大部分内阁阁员让给议会席位占有优势的人民党。
秦时竹见状，哈哈一笑，说如果梁启超加入人民党，并且成功邀请其余三党共同组阁，总理的位置可以考虑给他，梁启超表示愿意勉为其难的试一试。
虽然关于组阁的协议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双方在两个重大事项上达成了统一。第一是确保两院议长由人民党和其余三党控制，规定人民党出任参议院议长，进步党掌握众议院议长席位，由于四党相加的总席位距离半数还略微有些距离，梁启超提议联络国民党稳健派，作为回报，把两院的副职都让给他们，秦时竹表示同意；第二件事情是尽快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会投票决定起草委员会，秦时竹表示，要突出学者色彩，突出专家色彩，淡化党派色彩，因此梁启超、杨度、沈家本、伍廷芳等一批名人必须在内，梁启超对此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认为到底是采用实权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必然有一番争论。
秦时竹似笑非笑地说：“我相信袁大总统肯定也是支持地……”
梁启超装作恍然大悟般地“哦”了一声，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确实也想搞宪法起草委员会，但他地动作太过于突兀，让人一眼就看穿了，秦时竹所谓突出学者色彩，由议会表决通过，更加符合民主程序，也让国民党方面无话可说，梁启超心里不免感慨，同样是一个目的，袁世凯就太过于赤裸裸，不如秦时竹地精明，但秦时竹为什么会为老袁谋福利呢？他有什么企图？
秦时竹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说道：“袁总统后面，终究是要由别人来做总统的，不能因为袁公行事而针对他专门制定一个宪法，这不是我们的秉性。制定宪法，是要对千秋万代负责，不是只图一时，当时《临时约法》已经出错了，我们今天要负责将他更改过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归是要纠正的嘛……”
说到《临时约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临时参议院为了制约袁世凯，不惜以手中的宪法为代价，秦时竹当时为了北疆的利益和换取缓冲时间，也答应了，但是时易则事变，也到了更弦易辙的时候。
此时梁启超才想起袁世凯交待给他的任务，笑道：“复生此举，袁公必然大开怀，谓知我者复生也……”
“回去烦禀大总统，此间国事纷扰，时竹眼下无能为力，也无力置身其中进行调停，望他妥加处置，为社会计，为人民计，轻易动荡不得……”
梁启超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后心满意足的走了，朱德也跟随他一同离去，他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先回北京，然后去云南，与蔡锷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