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话语让两位重臣都把目光投注到了他的身上。
两人都知道，皇帝虽然年轻，但从这几年来不管是军政还是民生等各方面相继拿出的方略来看，每每都是布局深远，其效果往往都是出奇的好，这些良好的效果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大明旧有的一些痼疾，使得今天的大明如同古木逢春一般，从各个方面都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远交近攻，此乃祖宗遗策，实践证明，此四字确为可行之道，而此次因西夷特使东来，恰给我大明提供此契机，且由于荷兰与大佛郎机之间恩怨颇深，故朕意与其两国之间施行此策！”
朱由检虽然对外国历史并不熟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十七世纪鼎鼎大名的海上马车夫有所了解。
毫不客气的说，十七世纪末之前，荷兰就是世界大洋的霸主，若不是在世纪末先后败于英国、法国之手，荷兰的说不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
国土面积狭小的荷兰不会成为大明的对手，而应该成为合作伙伴和朋友。
荷兰人的侵略属性比起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差的太远了，这和其商人掌权的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商人趋利，遇到争端时，总会想着以谈判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野蛮暴利的手段去解决事端。
而且荷兰在各地殖民地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就像在台湾一样，占据某一块地方，作用等同于贸易中转站和据点，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它不具备太强侵略属性的特点。
当然，这与荷兰国人口过少也有极大关联。
直到十七世纪末，荷兰总人口才两百余万，而现在是十七世纪早中期，就如邹维琏刚才说的，现在荷兰总人口也就不到一百五十万，这点有限的人口资源，无法支撑其对他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而朱由检之所以突发奇想要与荷兰成为合作伙伴，看重的正是它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
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的船只数量也不过两万艘，而荷兰自己就占据了七成，荷兰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遍航世界各地，也由此博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全面开放海禁，建立属于大明自己的远洋海军，这就是朱由检接下来要实施的方略。
在郑芝龙已经畏威怀德的情况下，是时候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不过，在这之前，要给郑家一个默认的机会，这就看郑芝龙识相与否了。
依照历史上郑芝龙的下场来看，他十有八九会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低头，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能够延续下去。
郑家太有钱了。
自从灭掉刘香等诸多竞争对手之后，郑家独霸大明海贸已有多年，其积累的财富已经不止是富可敌国了，而是富可敌数国。
虽然这几年朱由检的个人财富也在急剧膨胀，但跟郑芝龙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旦财富太多，大多数人会选择谋取政治地位和个人声望，以便能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但与此同时，很多富豪会变得胆小和谨慎，失去了当年创造财富时的豪气和胆量，郑芝龙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也是朱由检根本没打算拿他开刀的最重要原因。
再者说来，随着大明渐有复兴之像，郑家也是越来越听话了。无论是海外购买粮食矿石弥补大明自身的需求，还是无偿提供征十几艘船只训练跨海登陆的士卒，郑家可谓是尽心尽力了。
毫不客气的讲，郑芝龙这个新晋伯爵对大明的贡献，与那些享大明两百年富贵，关键时刻却装聋作哑的旧有勋贵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由检既然打算学朱老四，那优待郑氏便是给武人们做出表率最好的例证。
“不知圣上有何策略？臣等可否与闻？”
陈奇瑜拱手问道。
“陈卿此话说的，除了宫中之事，朕可谓事无不可与人言，此番既是两位爱卿主持两国特使来访之事，那就正好将寻机此事办妥。
适才两位爱卿也都言明对荷兰国之好感，其邦看来亦是礼仪之邦，如此国度，朕以为理应本着与其交好、互惠互利之原则来打交道。
二位爱卿也都知晓，海贸之利甚巨，不管是福建、江浙一带之大小海商也好，还是靖海伯之家族也罢，其人于海贸中都是获利颇丰。
而反观我大明朝廷，空有无边之海域，却始终无法从中获利以哺万民，此可谓是深入宝山却空手而返，此举实是令人既感惋惜又觉可笑。
其实质是因有一小撮官绅群体，打着有违祖制之旗帜，无端阻挠海禁全面放开，而其自身却是毫无节制的于其中疯狂获利。
二位爱卿想想，此等样人如此行径，岂不是将朕与卿等当做无脑傀儡来羞辱吗？卿等皆为当时之人杰也，岂能任其玩弄于股掌之上？！
由此，朕决意全面放开海禁，朝廷收回各港口之管辖权，在全面建设与维护港口设施，为海商提供优质服务之同时，设立海关，收取商税，以其利来反哺大明黎民众生，使朝廷有更多财富来支持各项民生之建设，维持强军以备无端之边患！”
面对凝神倾听的两位重臣，朱由检神色端肃地把自己的初步设想讲了出来，陈奇瑜和邹维琏听罢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其实皇帝全面开海的想法已经开始实施了，天津卫码头海关就是一种信号，在锦衣卫的强力压制下，那些欺软怕硬的士绅集团最后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像在大运河钞关一样，一个个都是乖乖地照章缴税。
他俩心里也很清楚，现在手握数支强军、挟剿贼灭虏这种巨大声望的皇帝根本不怕所谓的江南士绅集团，之所以还没有下旨全面开海，所顾虑的唯有郑氏一门而已。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以北人或者湖广、江西等地官员为主，与江南士绅集团有瓜葛或者关联的基本没有，唯一一个祖籍浙江的温体仁还是一个以孤臣姿态立在朝堂之上的，这就为皇帝接下来要施行的一系列针对江南集团的政策扫清了最大阻碍。
皇帝对朝堂的掌控明显是有针对性的，可见他已经看清了大明国力日渐衰败的本质：大明财富聚集的江南地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皇权和政权的稳定，那些本该属于朝廷的财富绝大部分落入小部分人的兜囊中，在内忧外患大部消解的形势下，这些钱粮已经到了改变分配机制的时候了。
“圣上之意，莫非是欲借外来之力，壮大自身实力，打破东南沿海为他人所据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