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在南京总司令部气得鼻子都冒烟了，第十九路军骁勇善战国内闻名，可是派他们去剿共，却打不起精神来，一直在磨洋工，战果平平。
如果他们在围剿中-共红军时也这样英勇顽强，早就可以拿下中-共根据地，甚至消灭了红军主力。
蒋委员长故意迟迟不派援兵，就是想最大限度损耗第十九路军的军力，但是在各界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派出援兵了，他也承受不了上海失陷的后果。
第五军进入上海后，前线的状况基本就稳定了，87师、88师都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南京教导总队更是最精锐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士气都是最优良的，可谓一支劲旅。
在开战以来的半个月里，英美总领事多次明里暗里调停，他们虽然是拉偏架，却也不希望日本在上海获得主导权，国联也开始对上海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开会研究如何制止这场冲突。
第五军进入上海后，路鸣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访了张文白将军，并带去五万银元的捐款。
“好啊，你是小富翁，我就收下了，我也代表兄弟们感谢你。”文白先生爽快道。
“应该感谢的是在前线流血牺牲的战士，我只是尽一点微薄之力罢了。”路鸣笑道。
“对了，你不是对战略有研究吗？说说你对日军下一步作何打算的看法。”张文白将军问道。
“我觉得日军的计划已经很明白了，他们就是要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既不能让事态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又不能让战斗停歇。”路鸣说道。
“可是日军来势汹汹，他们打的很猛啊。”张文白将军沉吟道。
“他们当然要打的凶猛，他们虽然在火力上完全占优，可是在兵力上他们处于劣势，只能用凶猛来取得战场上的平衡。”
“你现在还是认为日方只是想制造一次冲突，而不是全面对我们发动进攻吗？我们在南京周边也加强了守备。”张文白将军皱眉道。
“日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国际关注聚焦到上海来，配合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等他们在东北的傀儡政权建立了，中国对日本放开国内市场，他们立即就会停止对上海的攻击。”路鸣分析道。
“你们蓝衣社也派员深入到了前线收集情报，对日军以这种方式进攻上海是怎么看的？”张文白将军问道。
“这次日军由海军主导，而不是交给陆军那些疯子，就是怕局势失控，或者在他们认为，海军的人没有陆军那样疯狂吧。这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说明他们不是真的想要占领上海。”路鸣说道。
“嗯，你的观点也有道理，还是先打着看吧，不管日方究竟有什么意图，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文白将军坚定地道。
路鸣当然知道文白将军说的最坏的打算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南京国防部军事委员会的许多人依然倾向于日军攻打上海是佯攻，主要目标就是攻打南京，也就是说日本想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路鸣没法反驳这种观点，他在上次的最高军事扩大会议上，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和论据都摆出来了，结果依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相信，他也只能不做声了。
即便他发声也没用，他连军人都不是，更没有什么名望和地位，人微言轻，不会有人理会的。
当然做最坏的打算并没有错，任何一种可能都会演变成现实，但是在军事上对敌人的目标产生误判，这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路鸣没有多打扰文白将军，将军重任在身军务繁忙，有太多的事需要处理，把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讲完了，就该走人了。
自从第五军进入上海，空气中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虽然战斗依然在各处不时打响，但是市民的情绪已经逐渐稳定下来，新闻报道对战事的描述也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袁明珠和宁馨儿回到了漕帮，她们实在住不惯路鸣的套房，连呼吸都不自由畅快。
如果按照单身汉的标准来衡量，路鸣的套房已经很奢华了，但是住惯了大房间的姐俩感到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快憋出空间恐惧症了。
蓝衣社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停顿，陆续有干部潜伏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我双方的交战情况，收集到的情报自然而真实，读上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些情报不是各部队的作战报告所能代替的，部队打仗主要关注兵力部署，进攻和撤退的时间点，注意力不会放在情报收集上。
路鸣读着这些收集上来的情报，心里慨叹：真想要弄到第一手资料，还是需要有人在敌人中间，最好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
路鸣确认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这件事是正确的，开办特工学校的念头越发膨胀起来。
不过现在时机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当然没心思理会这种事，只能等这次事件平息后再做打算。
第五军入驻上海后，日本海军终于承认进攻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
日本大本营命令精锐第九师团火速增援上海，在1932年2月16日在上海吴淞登陆，完成集结。
日本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完全撤出阵地，解除敌对状态，第十九路军的回应就是对日军阵地猛烈开火。
2月20日，日军步坦协同、在海空军强大火力掩护下，由植田谦吉亲自指挥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扑，第十九路军官兵依然死战不退，击退了第九师团的猖狂进攻。
其后敌我双方又发生多次大规模交战，87师、88师在张文白将军指挥下，重创日军王牌部队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取得“庙行大捷”。
这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捷，有效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战事一直持续到25日，遭受重创的第九师团已经无力发动进攻，只好垂头丧气地请求国内继续增援。
路鸣这些日子一直待在蓝衣社研究战报和情报，并且对这些情报进行归纳和总结。
这些基础工作本来属于下面各个处室，不过他喜欢亲力亲为，经过研判得出结论，自己心里似乎更踏实一些。
虽然日军已经动用了陆军第九师团，还装出可能会进一步增兵的态势，但是路鸣却感觉日军的行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路鸣对所掌握的情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军之所以打得如此凶猛疯狂，其用意并不在于占领上海多少地方，而是特意显示并放大其军事实力，以此掩盖真实的目的。
日本尽管狡诈，真实目的也不难判断：为了在以后的谈判中讹诈中国获取更多筹码。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随后被接到东北长春。
这期间日本国内政界和军界也上演了一场明争暗斗。
日本外交界一直不同意关东军的主张，他们一直在想法阻挠关东军把溥仪接到东北成立满洲国的行动，可惜外交没能压倒军事。
说到底，还是日本天皇裕仁心存亚洲霸权，乃至更大的野心，这给了日本军方好战之徒有了可乘之机。
1932年2月28日，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的邀请，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登上英舰“肯特号”，与日本海军司令野村、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后任日本外相）会晤。
双方磋商三个多小时，达成了谅解事项五条，具体内容不赘述了。
这五项事项基本内容就是中日双方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撤出筑垒区域，日方军队撤回军舰，中间地域为缓冲区，由中国官员负责，并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所有行动由中日双方代表和中立国代表监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