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江南政策，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南北一统，才过去短短一年时间，江南叛乱蜂起。
江南的豪族们，展示了巨大的割据实力和影响力。
他们有的聚集了几万人马，最少的也有几千之数。
如果只是偶尔的叛乱，那可能是当地的官僚为非作歹，官逼民反。
但如此大规模，全区域的反叛，就一定是隋朝的江南政策出了大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
杨坚平陈之役，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极为快速地完成了。
这是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多少文武全盛的名君，毕生也无法完成的终极追求。
杨坚已经站在了历史的丰碑之上。
隋朝君臣的心态有一些飘了。
他们觉得，南朝虽然自诩衣冠正朔，文采风流，也不过是不堪一击而已。
但杨坚犯了一个错误。
陈国中央政权虽然一触即溃，但其统治下的豪族阶层，才是维系南朝政权的核心力量。
陈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江南社会，也不能代表真实的政体力量。
晋室南渡之后，江南社会，在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其发展路线就和岭南冯氏和洗氏一般，互相渗透成长，早就结成了牢固不可破的，新型豪族集团。
他们依靠九品中正制，垄断了做高官的权力，和当世的皇权，分享权力和利益。
这些豪族，他们是真正的土皇帝，在乡里具备极强的号召力和实力。
隋朝荡平江南时，推进速度过于迅速，豪族们并未展示其坚韧和强悍，反而默许了隋朝的大力扩张。
在他们的心中，却依然信奉，这一次的改朝换代，和以往几次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皇朝的名称虽然不同，皇帝也改变成另一个皇帝，但他们在乡里和政府的利益，依然可以延续，也必须延续。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时代不同了。
杨坚早就已经习惯了，经过他改造后北朝的政治体制和民情民俗。
本质而言，北朝的权力基础来自于中央的军事政治力量，然后将传统上的豪族融合于政府，再一起瓜分权力和利益。
这是一种以上统下，军政一体化的政体。
杨坚在历次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已经成功强化和巩固了皇权。
对于一心要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杨坚来说，如果说在北方，他还必须和他的权力来源的基础，关陇集团虚与委蛇。
对于江南这片土地，他却毫不犹豫地表现出，独断专行的野心。
这产生了一个矛盾。
南方是士族阶层和皇权共享共治，互相依靠，以维持和巩固其权力和利益。
杨坚作为征服者，是一个刚刚统一南北，取得了震古烁今成果的皇帝。
他想当然地复制了北朝的，军政一体化的思想和治国理念。
杨坚在心态上和事实上，是以一种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发布命令，统治江南。
他确信，江南必须接受隋朝的政治理念。
但他的政策，直接弱化和剥夺了南朝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固有利益，引发了整个江南社会和隋朝直接的对抗。
杨坚在江南的四重奏，让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江南豪族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自南北朝以来，不服就干。
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
最大的核心问题是，杨坚过于急切地将利益收归北方，而侵犯了江南社会豪族的利益。
首先，杨坚抢了别人的饭碗。
他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管理体制，裁汰了相当部分体制内的官吏。
在一吏养一家的古代，这会直接剥夺了一个家族的，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夺人饭碗，总会让人不爽，并引起人的反抗。
第二点，杨坚调整更换了江南一大批的中高层官员，取之以北方的大员。
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行为。
陈国灭亡之后，陈后主及其政府官员，全部北上，进入隋都大兴城。
这支北上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五百里，蔚为大观。
可以想见，陈国的中坚力量层，会一扫而空。
这在客观上产生一个空层，那就是合适的上层官吏严重不足。
并且，杨坚的本心，也想主动改变，世家大族对江南的控制。
他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更换了江南大批的中高层管理者。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即杨坚不会保护和照顾，原来江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
第三点，杨坚的“国有化”遭到了坚决的抵制。
杨坚低估了江南豪族的力量。
他粗暴而直接地和江南的豪族正面对抗。
杨坚采取了象北方一样的“大索貌阅”，即全面做人口普查，但他切入的时间过于急切了。
这直接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因为，这部分人口，原来都归属于陈国大大小小的豪族集团，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现在，杨坚要将这些人口的红利，收归国有。
这些行为，强抢了江南豪强们的奶酪。
最后，杨坚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强制型思想灌输方式。
杨坚以忠孝立国，苏威将它总结成五教，即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满正能量，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
苏威将家和国混为一体，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国家层面的忠，导孝为忠。
全社会，每个人，都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于统治。
苏威将五孝的内容具体化和细节化，命令江南父老，民无长幼，全部背得滚瓜烂熟。
这种高压式，教条式管理，搞得民怨沸腾。
江南已经处于火山口。
杨坚的江南政策，太过激切，推进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当然，这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反抗。
但直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原因，却来自于一个，可能是真实的谣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间传言，隋朝会把当地土着大姓，分批全部迁往关中。
这在当时，是一条谣言，但也可能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历史上，为达到彻底的征服，迁徙战败国的原住民至偏远之地，是一种惯例。
与其重新让他们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养一批新的听命的民众。
新韮菜总是容易收割一些。
这种治理风险，也要小得很多。
当年隋朝在攻占梁国的江陵之后，一次性就迁徙了十来万军民，北上进入关中。
而在不久之前，杨坚就已经征发了陈国整个朝廷的精英们北上。
当尘埃落定之时，第二批次，再征发江南社会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潜在的反抗力量，这是可以想见的合理政策。
既具备现实性，也具备可能性。
而杨坚在平陈之后的政策，已经足以让人判断出，他对于潜在的反抗力量，已经开始着力压制削弱。
比如，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令，在平陈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
天下太平之后，杨坚在诏令之中，让人弃武从文。
“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仗，悉皆除毁。”
而于江南之地，杨坚特别发布了一条“禁江南造大船诏”令。
杨坚写道，“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显然，杨坚在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社会上不稳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么，征发江南的豪族入关，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关，有一个叫韦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经出使北周，一见杨坚之后，大为倾心，并且，他做了一个预言。
他当着杨坚的面说：“公（杨坚）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
韦鼎并不只是说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杨坚登基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动了平陈之战，但韦鼎很早就开始变卖田宅，为北上做准备。
当同朝为官的毛彪问他原因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
可见，一旦北上，再无南返之日。
但是，人离乡贱。
江南之人，故土情结非常浓厚，在面临这种可能的生死存亡面前，他们选择相信谣言，并且反抗。
毫无疑问，顺从则死，而反抗，则可能求生。
于是，江南复叛。
这是一场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叛乱行动。
当时江南在籍户口六十万，参与者竟达到三十万，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情况立即变得非常糟糕。
这些叛乱，虽然没有一个为首的统领，但规模却非常大，有些还自称皇帝，手下叛军，强者数万人，弱小者也有几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们拘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而食之，并且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这是必须要正面快速处理的急务。
杨坚一面反思战后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面派出了二个杨姓军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这二个人，一明一暗，一软一硬。
一个是明面的杨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个人，却是杨坚的二儿子，上次平陈的统帅，晋王杨广，他将坐镇扬州，以一种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个杨郎，再下江南，他们将决定江南的命运。
江南，也即将开创它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