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有心无力，或是说是无心无力，去应对高句丽在东北的扩展。
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的汉人王朝事实上已经丢失了，对偏远的东北地区的控制权。
继之而起的王朝，要不是立国日短，就是内忧外患，处于求生存的阶段，根本没有力量去考虑和应对，远在东北的高句丽的发展。
东北部，成为化外之地。
于是，高句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它们终于慢慢发展成一个区域性的霸主。
但中原大地，南北统一，形成一个集权的大国之后，就势必将眼光投向帝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向。
隋朝和高句丽，这对宿仇，终于要见面了。
高句丽的传统战略，主动而简单。
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原王朝，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
在对待中原王朝的策略上，和隋朝对付突厥的八字方针，“离强合弱，远交近攻。”不谋而合。
高句丽的进攻，不是直接针对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而是更倾向于在辽东地区的拓展，但其离强合弱，却真正掺和进了中原王朝的上层政治斗争。
高句丽的手，伸得很长。
他们就是要搅浑这一滩水。
北周北齐对立之际，高句丽就联合更偏远的北周，以对抗相邻的北齐。
当年隋朝跃马长江，平定江南之役，高句丽的使者就多次出使江南的陈国，向陈后主献谋划策，以对抗隋朝。
可惜所托非人，陈国实在是王气消尽，再无起死回生的可能。
但即使这样，高句丽依然为了对抗隋朝做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这体现出他们顽强的斗志和战意。
在平陈之役之中，就曾出现了一支特别的外国雇佣军，那是由在陈国的高句丽等外族人组成。
可见，高句丽不仅在政府层面支持陈国对抗隋朝，同时，在民间亦具备对抗隋朝的认识和意志力。
这种民族性格，在未来朝鲜半岛上进行的攻伐和消灭战中，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
当看到隋朝仅仅以二支偏师，就摧枯拉朽地消灭了陈国之后。
高句丽王室，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惊慌失望之下，知道他们一直担心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即将出现。
时势所然，隋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
但是，高句丽虽然惊慌，却绝不放弃。
他们没有选择，全国上下，同心同德，积极备战。
二国之间的战略认知，完全不对等。
高句丽既熟悉自己，更了解隋朝，他们已经磨刀霍霍，等待隋朝的到来。
但隋朝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却相当肤浅。
整个隋朝，并没有一个熟悉高句丽事物的人才，更没有一个具备征服高句丽，所必需的具备战略眼光的专家。
高句丽以有备对无备，还没有开战，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当年，陈国被灭之后，高句丽王高汤，以一种天然的警觉性和忧患感，就判断当隋朝腾出手来，高句丽必然首当其冲。
于是，他很早就开始备战。
他在国内治兵积谷，积蓄战争物资。
他甚至仿效中原，大修长城，或者叫长墙。
当然，高句丽的长城规模和制度，远比隋朝的要小，这堵长墙沿辽水修建，是种防御型的长墙，当然是防备中原王朝的入侵。
虽然他们也知道并不会顶用，但足以可见高句丽上下一心的战争意志。
想要不战而得高句丽，绝对不会出现。
他们的准备很充足。
高句丽在辽东的防御，除了沿辽河的长城外，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全民皆兵，一切以战时为中心的军民合一体制。
他们以城市为据点，将城市周边能辐射到的居民，纳入自己的攻防体系，闲时务农，战时全部驱赶进城，全民皆兵。
这种兵农一体的体制，是一种先进的战时管理体制，会迸发出极大的战斗力。
但隋朝对于辽东的了解，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还停留在自诩大国上国宗主国的地位。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将让隋唐二朝，四任君主，吃尽苦头。
这可以从杨坚给高句丽王高汤的一封文书中明显透露出来。
当隋朝探知高句丽在备战的消息之后，杨坚下了道诏书，谴责高句丽王高汤，认为他虽称藩附，未尽臣节。
在诏书中，杨坚长篇大论，居高临下地对高句丽王汤说道：“彼这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
这就是隋朝君臣对于高句丽实力和地位的真实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他们延续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制度，传统上，高句丽王一直都由中原王朝册封，才是法理上认可的道统。
在心理上，隋朝一直以高句丽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其臣民也属于自己的藩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面的高句丽，已是一个高度文明化和战争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驾战争机器。
杨坚对于高句丽备战的小动作，做出了恐吓。
他在诏书中明确写道：“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杨坚对于高句丽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事实证明，这并不只是口头的威胁。
整个隋朝，虽然并没有一个高句丽问题专家，但当时隋朝生气勃勃，如日中天，对待周边小国的政策，上策以德服人，如有不服，就直接暴力征伐。
不服就开干。
这种行为，是由隋朝大国的超然地位和强大实力所决定，势所必为，理所必然。
高句丽王高汤接到杨坚的诏书之后，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日夜忧惧成疾，不久就一命呜呼。
继位的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尽量拖延发生的时间，已利于高句丽的备战。
在册封高句丽新王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按照传统，中原王朝需要册封高句丽的继任者为王，但杨坚为了敲打一下高句丽新的继任者，只封其为辽东公，只是将其看成隋朝一个普通的臣子而已。
这是一种蔑视，高句丽王高元并不想做儿皇帝。
高句丽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事实上的区域性大国，当然已不可能满足于“公”的封号。
于是，他上表请求封王。
双方明里暗里，你来我往，二国之间激烈的交锋和请求，已经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但杨坚最终同意，封其为高句丽王。
但高句丽并不满足，或者他们认为，在东北亚，他们才是真正的话事人。
在新王登基的第二年二月，高句丽就主动出击，率领万余靺鞨的军队，攻击了隋朝的辽西。
这是高句丽王朝主战派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试探，他们并没有长期占据隋朝的城镇，而是一击即走。
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高句丽作为区域霸主的力量和既成事实。
他们本身的军事力量，和能随意征召来少数民族军队的能力，是一种示威，他们想让隋朝在事实上承认，高句丽区域大国的地位。
大体而言，这种战略很高明。
如果碰上中原王朝内乱，或是面临更强大外寇的威胁时，中原王朝将不会冒险去选择二线作战。
辽东的骚扰，就可以被默许。
但他们碰上了杨坚，碰上了如日中天的隋朝，这是敢于正面硬刚突厥，将东突厥直接干趴的隋朝。
杨坚的态度很简单：不服就干。
他的诏书并非只是纯粹的恐吓，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教训这个不听话而惹事生非的小弟。
高句丽的强硬态度，逼迫杨坚展示出他冷酷的一面。
杨坚立即决定，对高句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征伐战争。
战争的目的是征服。
这场战争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颎为长史，依照平定江南的惯例，军队实际的指挥权归于高颎。
这并不只是恐吓性的征战。
杨坚来真的，这次战争，他动员了三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