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彼时的中国依旧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动荡后，社会经济虽在缓慢恢复，但民生依然艰难，百姓生活困苦，对洋人的积怨也在暗中滋长。而在对外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中虽不乏真心传教、做慈善之人，但也有不少仗着特权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教案爆发了，这一事件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中外之间的巨大风波，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也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外交与舆论的漩涡之中。
据《同治朝天津教案纪要》记载：“九年夏，天津民间传闻甚嚣尘上，言及法国传教士育婴堂虐杀孩童，挖眼剖心以作药材等，民情激愤。又值天津知县刘杰带拐犯往教堂对质，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寻衅，怒射知县随从，民众怒不可遏，遂群起而攻之，火烧望海楼教堂等多处洋楼，殴毙洋人、教士二十余人。此事一出，中外震动，法方施压，要求严惩凶手，各国列强亦虎视眈眈，清政府夹于其间，左右为难，一场艰难的交涉与风波就此展开。”从这段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天津教案爆发时那激烈的场面以及后续引发的严峻局势，清政府面临着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阿才，是个性格刚直又有些莽撞的年轻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只要看到不公平的事儿，就非得管一管，哪怕对方来头很大，他也毫不畏惧。不过，也正因如此，他没少给自己招来麻烦，常常是一腔热血地冲上去，却没考虑到后果。阿才本是天津城里一个普通的码头搬运工，靠着一身的力气挣钱糊口，平日里就对那些在天津城里趾高气昂的洋人很是看不惯，觉得他们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天津教案的发生，让阿才彻底卷入了这场中外风波之中，也开启了他这一年跌宕起伏的经历。
这一年初夏，天气已经有些炎热了，阿才像往常一样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累得满头大汗。休息的时候，他和工友们凑在一起聊天，就听一个工友神秘兮兮地说：“你们听说了吗？城里那洋人的育婴堂可邪乎了，有人说啊，他们把咱中国的小孩子抓进去，可不是为了收养，而是挖了眼睛、剖了心去做药材呢，真是丧尽天良啊！”
阿才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气愤地说：“还有这等事儿？这些洋人也太可恶了，咱可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啊！”
其他工友们也纷纷附和，都觉得洋人太过分了，可大家也只是嘴上说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几天，城里关于育婴堂的传闻越来越多，百姓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阿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总能听到路过的人在议论这件事，心里那股怒火也越烧越旺。
有一天，阿才干完活，正准备回家，路过城里的一个集市，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他好奇地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百姓正拿着一些所谓的“证据”，在向周围的人讲述育婴堂的恶行，那些“证据”无非就是一些小孩子的衣物和血迹斑斑的布片之类的东西，虽然真假难辨，但在群情激愤的氛围下，大家都深信不疑。
阿才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的正义感驱使他也跟着喊了起来：“洋人太坏了，不能让他们再这么欺负咱们了！”他这一喊，周围的人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人提议要去育婴堂讨个说法，众人纷纷响应，阿才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人群往育婴堂走去。
当他们来到育婴堂门口时，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大家吵吵嚷嚷的，要求育婴堂的洋人出来给个解释。育婴堂里的洋人一开始还紧闭大门，不予理会，可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情绪也越发激动，开始有人往里面扔石头，砸得大门砰砰作响。
就在这时，天津知县刘杰带着几个拐犯前来和育婴堂的洋人对质，想弄清楚那些关于拐骗孩子的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可法国领事丰大业却觉得清政府这是在故意找茬儿，他怒气冲冲地带着几个人冲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枪，对着知县刘杰就是一顿呵斥，刘杰也据理力争，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阿才站在人群中，看着丰大业那嚣张的样子，气得握紧了拳头，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突然，丰大业情绪失控，竟然朝着知县刘杰的随从开了一枪，那随从应声倒地，鲜血溅了出来。
这一下，就像点燃了火药桶一样，民众们彻底被激怒了，大家高喊着“打死洋人”，纷纷冲了上去。阿才也热血上头，跟着人群一起朝着丰大业和那些洋人扑了过去。丰大业还想继续开枪，却被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几下就把他打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丰大业就没了气息。
随后，人群又冲向了望海楼教堂等洋人聚集的地方，有人放起了火，一时间，火光冲天，教堂里的洋人、教士们四处逃窜，可还是有不少人被民众抓住，一阵混乱之后，有二十多个洋人被殴毙，多处洋楼被烧毁。
阿才在这场混乱中，也跟着众人一起宣泄着心中的愤怒，他觉得自己是在为那些受苦的孩子和被欺负的百姓报仇，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风波将会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
等事情稍微平息了一些，阿才才回过神来，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心里隐隐有了一丝不安。他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可他又觉得自己没做错，那些洋人本来就该受到惩罚。
随着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开，中外都被震动了。法国方面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立刻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惩凶手，并且赔偿巨额损失，其他列强也纷纷站出来，支持法国，借机向清政府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妄图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
清政府这边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民众的情绪确实是被洋人长期的恶行所激怒，有其爆发的缘由；可另一方面，面对列强的强大压力，又不敢强硬对抗，只能一边安抚洋人，一边想办法平息国内的民愤，开始着手调查天津教案，抓捕所谓的“凶手”。
阿才回到家后，把自己参与的事儿告诉了家人，家人都吓坏了，劝他赶紧出去躲一躲，可阿才却梗着脖子说：“我又没做错，凭什么要躲？那些洋人干了那么多坏事，就该有人站出来收拾他们！”
可没过几天，官府就开始在城里四处抓人了，凡是参与了那天冲击育婴堂和教堂的人，都在抓捕之列。阿才的邻居看到官兵往这边来了，赶忙跑来告诉阿才，让他快跑。阿才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匆忙收拾了一下，从后门跑了出去，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在躲藏的日子里，阿才四处打听外面的消息，他听说官府为了平息洋人的怒火，已经抓了不少人，还准备把一些人砍头示众，阿才心里既气愤又无奈，他觉得官府太软弱了，怎么能向着洋人，却来惩罚自己的百姓呢。
有一回，阿才偷偷跑到一个以前相熟的工友家里，想问问情况，工友告诉他，现在城里人心惶惶的，大家都怕被牵连，而且洋人还不依不饶，要求必须严惩更多的人，不然就要派兵来攻打天津呢。
阿才听了，眉头紧皱，他知道这件事越闹越大了，可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继续躲着，希望这场风波能早点平息下去。
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阿才躲藏的地方也越来越不好找了，官兵搜捕得越来越严，他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敢出门，只能饿着肚子躲在角落里。有一次，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趁着天黑出去找吃的，结果差点被巡逻的官兵发现，好不容易才逃脱了。
就在阿才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听说清政府派了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了天津后，一边调查事情的真相，一边和洋人进行交涉，试图找到一个既能让洋人满意，又能尽量减少对百姓惩处的办法。
阿才心里对曾国藩还是抱有一些期望的，他想着曾国藩是个有威望的大臣，说不定能为百姓主持公道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发现曾国藩在洋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虽然没有像洋人要求的那样大肆抓捕和惩处百姓，但还是抓了一些人，并且对洋人进行了赔偿，还派人去法国道歉。
阿才得知这些情况后，心里失望极了，他觉得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洋人在中国作恶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百姓们只是为了讨个公道，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到了秋天，天气渐渐转凉了，阿才躲藏的日子也变得更加艰难了。他身上的衣服单薄，又没有足够的食物，整个人变得又瘦又憔悴。可他还是不想被官府抓住，他觉得自己要是被抓了，那就是向洋人低头了，他不甘心就这样屈服。
在这段时间里，阿才遇到了几个同样在躲藏的人，他们都是参与了天津教案的百姓，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倾诉着心中的委屈和对洋人的愤恨，也一起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有人提议说，要不大家一起逃到外地去吧，说不定到了别的地方，就能躲过这场灾祸了。可也有人担心，离开了家乡，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日子会更不好过。阿才听了他们的话，心里也很纠结，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又传来了消息，说官府的搜捕力度又加大了，还贴出了告示，悬赏捉拿那些参与教案的重要人物，阿才的画像也被画在了告示上，这下他更是不敢露面了，只能继续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躲藏着。
到了冬天，这一年也快过去了，天气变得格外寒冷，阿才在一个破旧的废弃房子里蜷缩着，身上盖着一些破麻袋，冻得瑟瑟发抖。他回想起这一年来的经历，从最初听到育婴堂传闻时的愤怒，到参与冲击教堂的冲动，再到如今东躲西藏的狼狈，心中感慨万千。
他知道自己这一年的命运已经和天津教案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场中外风波改变了太多人的生活，也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国家的弱小和百姓的无奈。虽然他心里依旧对洋人充满愤恨，对官府的软弱感到不满，但他也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力量太过渺小，根本无法改变什么。
在这一年里，阿才从一个只是看不惯洋人、有些莽撞的码头搬运工，成长为了一个经历了生死磨难、对中外关系和国家命运有了深刻认识的人，他的故事在天津城的百姓间悄悄流传着，让更多的人对这场天津教案以及背后的中外风波有了更深的感触，也为那黑暗的时代增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
以下是8个古称国家同年发生的与主题无关且不重复、又和主题有关联的历史事件：
朝鲜王朝：1870年朝鲜王朝加强边境防御措施，鉴于清朝天津教案引发中外风波，担心列强借机对周边国家施压，便增派兵力驻守重要关隘，同时在国内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忠诚教育，避免因外部局势动荡引发内部不稳定因素，保障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
日本（江户时代）：当时的幕府持续关注清朝天津教案的发展情况，鉴于亚洲局势因这一中外风波而变得更加紧张，加快对国内军事力量的整备，鼓励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装备，培养本土军事人才，同时加强对民众思想的管控，防止出现类似因对外矛盾引发的社会动荡，稳固国内统治秩序，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危机做准备。
越南阮朝：阮朝在这一年着重关注国内民生与外交关系，鉴于清朝因天津教案面临列强的巨大压力，担忧本国也受到列强的侵扰，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试图改善百姓生活，同时积极与周边国家交流外交策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维护国家稳定，保障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的安全。
暹罗（今泰国）：暹罗积极与周边国家交流应对中外冲突的经验，鉴于清朝天津教案引发的严峻局势，共同探讨如何在本国避免类似因民众与外国势力矛盾引发的风波，如加强对外侨的管理、增进民众与外国群体的文化交流等，同时在国内鼓励发展多元文化，凝聚民众向心力，使民众认同现有统治秩序，避免受外部冲突影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天竺（古印度）：天竺地区的一些城邦关注到清朝天津教案反映出的中外矛盾激化问题，加强内部各城邦之间在对外关系协调方面的协作，统一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压力，如共同制定应对外国势力干涉的策略，协调各城邦资源用于保障自身安全，同时鼓励发展商业贸易，增强经济实力，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外部势力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大食（阿拉伯地区部分国家古称）：1870年，大食地区部分沿海国家鉴于清朝国内因天津教案产生的中外紧张局势，加强对海上贸易的管理与保护，确保贸易安全，防止因亚洲大陆的外交风波影响本国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国内开展宗教文化活动，引导民众遵循教义，维护社会和谐，避免出现因外部局势变化引发的社会动荡，保障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
大秦（古代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部分国家的称呼）：当时大秦地区的一些国家留意到东方国家因天津教案引发的中外关系变化状况，调整对外交流策略，加强与东方国家在外交事务、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交流，分享本国在处理对外矛盾、维护国内秩序等方面的经验，同时鼓励本国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应对可能出现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