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晋元帝司马睿的首席谋士，也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社稷之臣。他历仕三帝，执政两朝，是东晋政坛的不倒翁，也是东晋政权稳定的关键人物。他才华横溢，运筹帷幄，是平衡南北士族的润滑剂，也是中华文化得以续延的民族功臣。
他就是东晋中兴第一名臣——王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西晋短暂统一后，因八王之乱等一系列内部纷争，迅速走向衰落。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大规模南下，中原大地陷入了 “永嘉之乱” 的战火之中。在这一历史的巨大变革与混乱时期，王导宛如一位卓越的舵手，在江东地区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成为东晋王朝崛起与稳定发展的核心人物。
王导，字茂弘，小字赤龙 ，琅琊郡临沂县人。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官至大司马、丞相，晋元帝司马睿的首席谋士。
公元 276 年，咸宁二年。王导出身于琅琊王氏家族，他的祖父王览是西晋的光禄大夫，他的父亲王裁曾任镇军将军司马。
琅琊王氏在当时声望极高且底蕴深厚，自汉代以来，家族成员在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皆建树颇丰。其家族重视儒学教育，培育出众多才德兼备的子弟。凭借世代积累的德行与功绩，琅琊王氏在地方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王导自幼生长于充满浓厚文化氛围与优越政治资源的家族环境中，深受良好教育与熏陶。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以及历代政治得失皆有深入研究与深刻理解。十四岁时，王导便得到陈留高士张公的极高评价，称赞他是将相之人才。《晋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后来，王导世袭了祖父王览的爵位，又被司空刘寔任命为东阁祭酒、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等职，但均未赴任。随后，他应东海王司马越之邀，担任参军之职。
琅琊郡当时属于琅玡王司马睿的封地，所以王导与司马睿很早就相识相交，两人情同挚友。王导预感到天下将乱，于是怀着兴复朝纲的意愿，决心辅佐司马睿。在司马睿还居住在洛阳时，王导就多次劝他回归藩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回藩国的机会。
公元 305 年，永兴二年。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出镇下邳，后迁为安东将军。司马睿邀请王导担任自己的司马，军事谋划，全都听从王导的安排。《晋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混乱与战火。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与百姓纷纷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王导审时度势，觉察到江东地区拥有独特地理优势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极具成为新政治中心的潜力。他极力劝说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以图在江东地区建立根基，保存晋室的血脉与实力。这一决策在当时意义重大，它不仅使司马睿及其所代表的晋室势力得以避开北方的战乱锋芒，为东晋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地理依托，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北方士族与民众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格局。
公元 307 年，永嘉元年。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司马睿出镇建业，王导跟随南渡，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 “衣冠南渡”。
司马睿和王导初来江东时，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江东士族对他们并不待见，视他们为流亡者。王导深知，要想在江东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必须凝聚各方人心。于是，王导一方面积极与南方士族进行沟通与交流，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风度，赢得了顾荣、贺循等南方士族领袖的信任与支持。通过他们的影响力，逐渐使南方士族对司马睿政权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另一方面，王导大力安抚南迁的北方士族，为他们提供土地、住所等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江东地区重新安顿下来。
同时，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与社交聚会，促进北方士族之间以及南北士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在王导的不懈努力下，司马睿在江东地区的威望日益提升，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护。东晋政权正是建立在南北方士族共同铸就的基石之上，而这块基石，乃是王导初至江东时便精心铺设。《晋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公元 317 年，建兴五年。西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被匈奴所俘，西晋灭亡。
消息传来，王导与司马睿等人抓住时机，在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和北方士族的共同拥戴下，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了东晋政权，定都建康。
在百官朝贺时，司马睿拉着王导的手，请王导与他一起共坐龙椅，但王导谦让不敢当，以 “太阳与万物” 之喻拒绝了司马睿。《晋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王导因辅佐之功，被任命为丞相，掌管朝政大权，成为了东晋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
从此，王导开始了他在东晋长达数十年的宰辅生涯，肩负起稳定东晋政局、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一年，王导四十二岁。
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和复杂问题。
内部方面，南北士族之间虽表面上达成合作，但由于地域、文化、利益等方面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北方士族在南迁过程中，凭借家族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在东晋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掌握大量政治资源和军事权力。而江南士族作为本土势力，对北方士族的强势介入难免心存不满和疑虑，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此外，东晋政权内部还存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如司马氏宗室与士族之间、不同士族家族之间的争斗等，这些内部矛盾严重威胁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与团结。
外部方面，东晋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军事压力。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多个政权，他们时常南下侵扰东晋边境，企图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东晋政权由于偏安江南，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人口和经济实力远不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军事对抗上处于明显劣势。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王导充分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平衡术和高超的领导才能，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稳定了东晋的政局。
在处理南北士族关系方面，王导始终秉持 “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的原则，采取温和、包容的政策。
他一方面努力维护北方士族的利益和地位，保障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使得北方士族能够在东晋政权中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例如，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王导倾向于优先考虑北方士族的子弟，让他们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从而巩固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中的根基。
另一方面，王导也十分注重照顾江南士族的感受和利益，积极推动南北士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他鼓励南北士族之间相互通婚、结交朋友，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时，在一些地方事务的管理上，王导也适当放权给江南士族，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地方治理中来，分享一定的政治权力。通过这些措施，王导逐渐缓解了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双方能够在东晋政权中共存共荣，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
在平衡宗室与士族权力方面，王导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
他深知司马氏宗室作为东晋政权的皇室，其地位和影响力不可忽视，但同时也明白如果宗室权力过大，将会对士族的利益构成威胁，进而引发内部矛盾和斗争。因此，王导在处理与司马氏宗室的关系时，采取了既尊重又制约的策略。
他一方面对司马睿表示出绝对的忠诚和敬重，维护皇室的权威和尊严，确保皇帝在名义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例如，在朝廷礼仪和政治制度上，王导严格遵循封建礼教的规范，强调皇帝的尊贵地位和皇权的神圣性。
另一方面，王导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对司马氏宗室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他在朝廷中安插了大量自己的心腹和亲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以此来制衡宗室的权力。同时，王导还利用士族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避免某一家族或集团的势力过于强大，从而确保东晋政权的权力平衡和稳定。
在面对外部军事压力时，王导采取以防御为主、外交为辅的策略。
王导深知东晋在军事上难以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正面抗衡，因此主张加强东晋的国防建设，巩固长江防线，以抵御北方政权的南下侵扰。在王导的推动下，东晋政府大力修建军事要塞、整顿军队、训练士兵，提高了东晋的军事防御能力。同时，王导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周旋和谈判，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外部军事压力。例如，东晋曾与前赵、后赵等政权进行过多次外交接触，通过互派使者、赠送礼品等方式，维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尽管这种和平局面并不稳定，时常会被战争所打破，但王导的外交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东晋赢得了喘息之机，为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稳定东晋政局的同时，王导也十分重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深知经济是国家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只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东晋才能在乱世中立足并长久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王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来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建设。
首先，他大力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王导深知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亲自到各地视察农业生产情况，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困难，并及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他下令减免农民的赋税和徭役，为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灌溉方法，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
其次，王导注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手工业传统，如纺织、陶瓷、造船等行业在当时都颇具规模。王导充分利用江南地区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鼓励手工业者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他对手工业者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收、提供贷款等，扶持了一批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在商业方面，王导积极推动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他下令修建了一批商业集市和港口，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繁荣。同时，王导还鼓励商人开展海外贸易，拓展商业市场，使得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得以远销海外，不仅为东晋政府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也进一步提升了江南地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文化发展方面，王导更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东晋时期，江南地区文化繁荣，人才辈出，这与王导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密不可分。王导本人就是一位学识渊博、文化素养极高的儒者，他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倡导下，儒家思想在江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王导重视教育事业，积极推动学校的建设和教育制度的完善。他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学府，聘请了一批着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担任教师，招收了大量的学生，传授儒家经典和各种文化知识。通过这些举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东晋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儒家文化之外，王导对其他文化流派也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东晋时期，玄学盛行，许多士族文人热衷于谈玄论道，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王导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他并不排斥玄学的发展，反而与玄学名士们交往密切，经常参与他们的玄学讨论和清谈活动。在王导的影响下，玄学与儒家思想在东晋时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此外，佛教在东晋时期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王导对佛教文化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尊重，他与一些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如支遁、慧远等。他支持佛教寺庙的修建和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使得佛教文化在江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学艺术呈现出繁荣与创新的局面，这与王导的大力倡导与支持密不可分。
文学方面，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作品风格各异，或清新自然，或豪放飘逸，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方面，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备受赞誉，王羲之被誉为 “书圣”，他们的书法风格飘逸洒脱、刚劲有力，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绘画领域则涌现出了顾恺之等着名画家，他的绘画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刻画和意境的营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王导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的个人品德和风范也备受后人赞誉。他为人宽厚仁慈，待人真诚友善，具有极高的人格魅力。在东晋朝廷中，王导对待下属和同僚都十分宽容大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即使有人对他有所冒犯或得罪，他也总是能够以大局为重，一笑了之，不予追究。王导的这种宽容大度的胸怀和不计前嫌的品德，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也为他在政治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拥护。
王导生活简朴，不尚奢华。尽管他身为东晋的丞相，位高权重，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他的住所简陋，饮食简单，衣着朴素，与普通百姓并无太大区别。王导深知国家正处于艰难时期，百姓生活困苦，因此他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和带动朝廷官员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他的影响下，东晋初期的官场风气相对清正廉洁，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风尚。
公元 322 年，永昌元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为名举兵反叛，攻入建康。王导虽是王氏族人，但坚决维护帝室，率家族子弟请罪。司马睿感其忠诚，下诏嘉奖。王敦得势后任用王导为尚书令，但王导坚决反对王敦篡位。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王导又上疏建议改革赐谥制度，使无爵位的公卿等文官也能获得谥号，此建议被采纳。
公元 323 年，永昌二年。司马睿忧愤而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兼任司徒。王敦再次图谋篡位，王导坚决反击。后来王敦领兵向京师逼进，当时王敦正患病，王导用计鼓舞士气，最终晋明帝平定了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平定后，王导被封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进位太保，司徒之职依然如前，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王导坚决推辞不接受。《晋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敦平，进封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固让。”
公元 325 年，太宁三年。司马绍病死，幼主司马衍继位，史称晋成帝，王导受顾命，与司马羕、庾亮等多位重臣共同辅政。但庾亮很快借帝舅之名和太后之威而独大，王导的权力受到制衡。
公元 328 年，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企图谋反，庾亮不听王导等人的劝阻，征苏峻入朝，企图骗苏峻到建康，以便更好地控制他，没想到此举引发了 “苏峻之乱”。苏峻攻入京城，王导与荀崧、陆晔等人入宫保护司马衍。苏峻对王导敬畏有加，并未加害王导，但王导仍积极筹划营救司马衍。
公元 329 年，咸和四年。苏峻之乱被平息，但此时建康的宫殿与宗庙皆化为灰烬。面对此景，温峤提议迁都至豫章，而三吴地区的豪杰则主张定都会稽，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终王导力排众议，阻止了迁都。苏峻之乱后，国库枯竭，库藏只有布数千匹，国家经费严重不足。王导为此十分担忧，于是他与朝臣同穿粗布做的单衣，建康人士见了都争相效仿，引起粗布价格暴涨，库藏布全部卖光，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王导忠心耿耿，辅佐三朝，功勋卓着，深受晋成帝司马衍的爱戴。在晋成帝时期，王导真正做到了位极人臣。司马衍举行冬祭，特赐祭品予王导，同时免其下拜之礼，王导推辞不受。正月初一王导入朝，司马衍还亲自起来迎接，并以家人礼拜见王导的妻子曹淑。王导平素俭朴寡欲，仓中没有积蓄的粮米，穿衣不同时穿两件帛衣。司马衍知道后，送给他布万匹，以供他私人开支。王导体弱患病，出席不了朝会，司马衍就亲自到他府中，用舆车将他接到殿里。司马衍对王导敬重和尊崇有加。
公元 338 年，咸康四年。王导转任中外大都督，进升太傅，并拜为丞相，废除司徒之职，权力集于丞相一身。同年，王导的妻子曹氏去世，朝廷追赠以金章紫绶。
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帝王陵墓，但王导与司马睿情谊深厚，每有提拔封赏，皆至陵前祭拜，悲痛不已。因此，司马衍下诏百官皆须拜帝王之陵，此例始于王导。
公元 339 年，咸康五年。王导病逝，享年六十四岁，谥号 “文献”。
司马衍为王导举哀三日，并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以最高规格的葬礼安葬王导。王导下葬时，赐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自东晋中兴以来，没有可以同王导相比的臣子，司马衍更是以太牢礼祭祀王导。
纵观王导的一生，他对东晋政权的建立、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永嘉南渡的战略决策，到凝聚南北士族人心、构建东晋政权的政治制度与权力架构，再到调和南北士族矛盾、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举措，王导贯穿了东晋政权的整个发展历程。
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导的卓越领导与智慧，东晋政权很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立足并维持百年之久。他的政治作为奠定了东晋政权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使得东晋在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政治中心，为中国历史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时期保留了一份晋室的正统与文化传承。
他是名副其实的东晋中兴第一名臣，也是中华文化得以续延的民族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