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渊准备继续进行下一步进军计划时，又有驿卒来报，河北的武阳郡隋朝官员元宝藏主动献城投降了李密。
公元617年农历九月六日，武阳郡丞元宝藏决定向李密投降，李密非常高兴地接纳了他，并封他为上柱国、武阳公。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改魏州为武阳郡，其地理位置历经变迁，大致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一带，隶属于兖州。武阳郡的范围涵盖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自隋大业三年至唐武德四年（607年-621年），武阳郡共存续14年，后于唐朝改制时被撤销。尽管武阳郡的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在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元宝藏是魏郡内黄人，祖籍钜鹿曲城，一说馆陶人。元宝藏的一生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突出，但他的兵变行为不仅反映了隋末唐初社会的动荡，也展现了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选择和命运。他此时起兵投靠李密的瓦岗军，这对隋末的动荡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宝藏眼见武阳郡周边起义暴动事件频发，他审时度势，觉得投降李密是个明智之举，于是就让自己的门客钜鹿人魏征，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投诚信给李密。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元宝藏投靠李密后，魏征成为李密重要谋士，后李密失败，魏征又成为唐朝官员。他是历史上着名的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其直言进谏，又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共同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魏征曾成功劝说李积归顺唐朝，为唐朝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建议，帮助唐太宗改进治理，推行王道，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其倡导并推行的王道政治，强调以德治国，为唐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参与修撰《群书治要》、《隋书》序论等古籍，对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征代笔写的信里，不仅表达了元宝藏对李密的敬仰之情，还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希望李密能把武阳郡改名为魏州，与隋朝魏郡相对，这样一来，他就更能借助“魏”姓的威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二是请求李密让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魏郡西部其余隋朝军队，随后南下与李密其他将领会合，一起去夺取黎阳仓。
李密一听，觉得元宝藏的请求挺合理，而且他更看重元宝藏的部队和魏征的才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元宝藏的请求，并任命他为魏州总管。
随后，李密召魏征入帅府，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门负责掌管记室，肩负撰写文书和记录重要事务的重任。
魏征从小就孤苦伶仃，家境贫寒，但他却非常喜欢读书，胸怀大志。由于生活的困苦，他性格豪放不羁，不愿意去做那些琐碎的生计。早年他曾做过道士，因其才华出众，闻名乡里，后来被元宝藏召去管理文书档案。
李密对魏征的文采非常欣赏，他觉得魏征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文采，是难得的人才。因此，李密毫不犹豫地召见了魏征，并让他担任了要职。
就这样，元宝藏和魏征都投靠了李密，分别成为了他麾下的一员猛将和得力助手。而李密也凭借着他们的帮助，势力逐渐壮大，也为后来的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李密后来投靠李渊）。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元宝藏，他投降李密后，可谓是步步高升，不仅得到了高官厚禄，还让自己的地盘得到了扩大。但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总是想着趁机捞取更多的好处。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毕竟在那个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而魏征就不同了，他投靠李密是出于对李密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相信，在李密的麾下，他一定能够一展抱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以某个人的念想而一成不变，魏征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唐朝的名相。
在资治通鉴中，专门有记载元宝藏小肚鸡肠、妒贤嫉能、打压贤能之人一事。
元宝藏担任武阳郡丞时，在其治下贵乡县担任县长的人是魏德深。
在隋朝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魏德深和元宝藏的之间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官场的百态和社会的复杂风貌。
贵乡县令魏德深出身于官宦世家，凭借自身才能逐步在官场崭露头角。他先是为隋文帝担任挽郎，后历经冯翊书佐、武阳司户书佐等职位，最终因卓越的才能升任贵乡县长。魏德深为政清正廉洁、清静无为，他深知百姓的疾苦，从不以繁重的赋税和严苛的律法去压榨民众。
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北征高丽期间，尽管朝廷征税名目繁多且苛刻，官吏们趁机横征暴敛，但魏德深治理下的贵乡县却能做到百姓之间互通有无，在不竭尽财力的情况下满足朝廷的征税需求，百姓生产生活未受太大干扰，整个县域秩序井然。
不仅如此，他还在营造军事器械时，根据百姓的能力合理安排任务，不搞形式主义的大轰大闹，在他的治理下，贵乡县在当时盗贼纷起、周边地区多被沦陷的情况下独善其身。
随后魏德深调任馆陶县后，他的治理方式同样赢得了百姓的欢迎，甚至引发了邻县百姓的搬迁，以追随他的治理。
而元宝藏，身为武阳郡丞，他本应与魏德深共同为地方治理尽力。但在与盗贼作战时，他表现极为糟糕，多次作战失利，连器械都丢失殆尽，然后便毫无节制地从百姓那里征调物资，并且动不动就以军法处置百姓，搞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在修造器械时，他又繁文缛节不断，他府中的官吏们昼夜监督，却因人心不齐，推诿扯皮，却毫无效率可言。
两人在当地的对比极其鲜明，魏德深深得民心，而元宝藏则备受诟病。元宝藏看到魏德深如此得民众拥护，能力又远超自己，心中嫉妒不已。于是他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魏德深，先是利用越王杨侗从郡里征兵时，命令魏德深率一千士兵前往东都洛阳，承诺随后给予增援。
而后，元宝藏自己却背信弃义，带着武阳县郡投降李密。导致魏德深在与贼寇的战斗中因寡不敌众牺牲疆场。
魏德深率领的士兵都是武阳郡人，这些士兵听闻自己家乡的元宝藏举城投降了李密，思念亲人且又对元宝藏的叛国行为感到不齿，纷纷走出洛阳都门，面向家乡东向恸哭而返，甚至面对有人劝降投靠李密，他们都坚决拒绝，只因要与魏德深共进退。这一行为深刻地反映出魏德深在士兵和百姓心中威望之高。
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反映出当时隋朝末年社会的多方面现象。
首先，在官场方面，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元宝藏这样的官员，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弥补自己的无能，不惜压榨百姓，完全不顾及民众的死活。而像魏德深这样清正廉洁、为民着想的官员却少之又少。这反映出当时官场选拔和监督机制的崩坏，使得不良官员能够肆意妄为。
其次，在社会层面，百姓已经对朝廷的统治产生失望，但又对像魏德深这样真正为他们着想的官员抱有极大的期望。魏德深调任临县，百姓们也追随而去，这表明民众渴望公正、廉洁、为民的治理，而当时这样的治理已经极度稀缺。当元宝藏叛国时，士兵们因魏德深的人格魅力而不愿追随，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而官场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矛盾，从而加速了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魏德深和元宝藏的故事不过是隋朝末年官场黑暗与社会危机的缩影，他们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百姓生活，成为当时社会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典型片段。
公元617年，这一年仿佛被上苍诅咒一般，充满灾难与动荡，有天灾有人祸。
从春到夏，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烘烤着大地。大地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干裂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缝隙。田野里，原本应该茁壮成长的庄稼，在长时间的干旱中渐渐枯萎。麦苗原本是充满生机的嫩绿，如今却变得枯黄干瘪，无力地趴在地上，仿佛在绝望地祈求着甘霖的降临。
河流也开始萎缩，往日奔腾不息的河水，在大旱的肆虐下，水位急剧下降。许多浅窄的支流已经干涸，只剩下河床上那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像是大地干裂的嘴唇。水井也渐渐见底，村民们每日里为了打水而发愁，往往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勉强打上一桶浑浊的水。
人祸在这场旱灾中如同毒刺一般加剧了灾难的程度。地方官吏们并没有积极组织赈灾，反而变本加厉地征收赋税。为了交上赋税，百姓们不得不卖掉家中仅有的牲畜，甚至妻离子散。苛捐杂税如同沉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百姓们本就疲惫不堪的身躯上。
当人们以为熬过了旱季，苦难或许即将结束的时候，秋季的水灾却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扑来。天空像是被捅破了无数个窟窿，倾盆大雨连绵不绝地下着。雨水如注，迅速汇聚成洪流，冲垮了堤坝，淹没了农田和村庄。
山区的洪水像是汹涌的黄色巨龙，裹挟着泥沙、石块奔腾而下。所到之处，房屋被冲垮，牲畜被卷走，人们在洪水中惊慌失措地呼喊求救。许多村民在睡梦中被洪水瞬间淹没，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平原地区，河流早已失去了控制，河水泛滥到田野里，大片大片的庄稼被无情地淹没。原本在旱灾后勉强存活下来的作物，这下也被水淹得无影无踪，百姓们一年的希望再次破灭。洪水还引发了疫病的传播，患病的人们在潮湿寒冷的环境中痛苦地呻吟，而医者和药品在这混乱的局面下却极度匮乏。
九月中旬，河南、山东再次突发大水，到处都是饿死的人。隋炀帝命令打开黎阳仓来赈济灾民，可是官吏们不按时发放粮食，每天都有几万人饿死。
徐世绩对李密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是饥荒。现在如果能把黎阳仓夺到手，大事就能成功了。”
李密就派徐世绩率领他手下的五千士兵从原武渡过黄河，和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以及洹水的贼帅张升、清河的贼帅赵君德等人一起袭击并攻破了黎阳仓，占据了那里，打开粮仓让百姓随意吃粮。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二十多万能作战的士兵。
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等地的官府相继投降了李密。窦建德、朱粲这些人也派使者来归附李密，李密任命朱粲为扬州总管、邓公。
泰山的道士徐洪客给李密献了一封信，信上说：“众人长时间聚集在一起，恐怕粮食吃完后人们就会离散，军队疲惫厌战，就很难取得成功了。”
他劝李密“趁着现在进取的大好时机，趁着士兵和马匹精力充沛的时候，顺着河流往东进军，直接指向江都，抓住那个独裁的皇帝，然后向天下发号施令。”
李密很赞赏他的话，还写信邀请徐洪客出山相助，可是徐洪客最终没有出来，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在隋唐朝代交替这段时间，确实常常有些世外高人如同流星划过乱世的天空。就像之前的李淳风，他精通天文历法，对时局似乎也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洞察。据说当时他的某些预言在后来都惊人地应验。
还有虬髯客，他虽非以推演战局出名，但他纵横世间，对局势变化有着独特的敏锐度，在见过李靖之后悄然隐退，其行踪如谜。
李密收到信后虽然心动，可当时他已深陷瓦岗军的内部权力纷争以及与各方诸侯的角力之中。他的军队虽然看似庞大，但如同徐洪客所说，内部矛盾重重。他手下有不少将领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各路豪杰，各有心思。而且在经历了多次与隋军的战斗后，军队的损耗也是巨大的，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危机。向东进军看似是一条捷径，可沿途隋军的重重防线又怎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相比之下，窦建德在河北的发展则显得有条不紊。他从一个小股的农民起义军开始，逐步吸纳当地的民众和流民，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地盘。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深知民心的重要性，每到一处都尽量保护百姓，这让他得到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而且窦建德还善于利用隋朝旧官僚体系中的人才，将一部分有识之士纳入麾下，为他治理地盘和发展军事出谋划策。
王世充在洛阳也根基深厚。他本就是隋朝的将领，在洛阳经营多年，手握重兵并且深得洛阳城内一些权贵和富商的支持。他的军队对洛阳城防十分熟悉，在地势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尽管他也被卷入到隋末的乱世纷争中，但他总能在洛阳城这个大堡垒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
而此时的李渊，已经率领着他的军队在关中地区稳步推进。他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家族势力遍布关中各个角落，这是他坚实的后盾。他的儿子们都颇具军事才能，比如李世民在虎牢关一战，以少胜多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的联军，这一战堪称经典，显示出李唐家族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
徐洪客的消失，或许是他洞悉了在这乱世之中，谁最终能成就霸业，又或许是他遵循着某种独善其身的原则。但他的那封信就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虽然在当时没有激起巨大的波澜，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至今，仍有人猜测，他是否隐匿在某个深山幽谷之中，默默地观察着这乱世最终的归宿；或者他转投了某一方势力，在背后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影响着局势的发展。总之，这个神秘的道士如同一个未解之谜，永远地留在了隋唐交替的历史画卷深处。
这神秘的徐洪客，就像历史黑暗角落里的一抹暗影，他到底是怎样预知这一切的呢？他的消失背后，又是否隐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一切，都如同被重重迷雾包裹，等待着后人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