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作诗留别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不幸撒手西去了。
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其后事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等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因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作跋道：
想当年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老咋着）。
十月二十二日，范镇（字景仁）以退休的前户部侍郎身份获准致仕。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在卜居的许昌城，范镇的洒脱风雅是公认的典范。而在政坛上，他却是以“勇决”而知名的。
有人曾经问司马光：“当今天下有谁能以勇见称？”
司马光说：“范景仁（范镇，字景仁）可称勇者无敌。”
那人又问：“景仁身高仅五尺（宋时五尺相当于156厘米），瘦弱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怎么称得上勇呢？”
司马光郑重地作了如下论述：
何谓“勇”？虎背熊腰，气吞山河，有九牛二虎之力，那仅仅是匹夫之勇，属外在之勇。而景仁之勇在内心！
众所周知，自唐宣宗以来，历代帝王只要听到臣下谈立嗣话题，大都咬牙切齿、视同叛逆。
适逢仁宗多病而无子，一直未立嗣。
范景仁挺身而出、首倡此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视自身及宗族身家性命如鸿毛。后来有人见景仁未能遭遇惩罚，也相继进谏，但景仁首临不测之渊，难道无勇之人能做到吗？
苏轼亦曾经说过：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字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
我们知道，苏轼为三子择亲，均选以三观契合之士。正如欧阳修、范镇等忠义长者，人品正直且政见相同，苏轼同时亦看重子女的孝顺与才华。
苏轼给自己找的姻亲，正是对他有着知遇和提携之恩的前辈恩师欧阳修与范镇——苏迨的夫人是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棐之女；而小儿子苏过的妻子范氏正是成都人，文学家、史学家、翰林学士范镇之女。
范镇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的状元，在仁宗时曾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担任过此职的人，还有咱们老百姓熟知的“包青天”，大家对比一下即可知此职务之份量。
范镇为何会把女儿嫁给苏过，愿意和比自己小近四十岁的苏轼结为亲家呢？
一方面两个人是老乡，这在古代也是很重要的，地缘地理上自带的亲切感；另一方面范镇和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是好友，本身也是状元，所以对于才华横溢的苏轼应该是非常欣赏的。
他们三观相合，政见方面也大体一致。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
不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起初，朝廷没有批准。
后来，范老先生又接连上书奏请朝廷承认苏轼无过，还上书痛斥了王安石集团的厚颜无耻之举。神宗没法，只好批准了。老先生终于光荣地退休了（遂落职致仕）。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致仕之后，范老先生自此不问朝政，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直到后来苏轼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时，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徙到许州居住。
当然了，这是后话。
二十八日，苏轼又给二伯家的堂哥苏不疑（从名字的字面意思可知，大概是此人不常会去怀疑别人）去了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近况。
苏轼说，自从身处京城两年有余，因为自己议事愚拙，得罪了不少的权贵。近来，朝廷已在着御史收集和检举自己的罪状，还要被送到管事的衙门去考察。所幸查来查去，所谓的罪名都不存在，朝廷只好作罢了，可以想象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了。
苏轼又对二堂哥说，去年五月王闰之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取了个叫“叔寄”（也就是后来的苏迨），如今也学会走了，非常可爱。苏辙去年八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也生了一名女婴，取名宛娘。
至此，由于范镇举荐苏轼所引发的风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宣告平息。
但在苏轼眼里，自己此次遭致弹劾，乃是以虚名而受到实祸。然而古往今来，往往君子们所追求的忠义之道都是极难达到的。以至于自己想到这，今后也绝不会再为此事所屈服。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苏轼的朋友多为忠耿之徒，范镇也是这样的人。
年龄上，他比苏轼也大了将近三十岁，和欧阳修一样，对苏轼极为推崇，多次向朝廷举荐。乌台诗案中，他因上书求情而被皇帝责罚。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由于罹患眼疾，一月之内闭门不出，外界竟谣传苏轼病逝，范镇闻讯放声大哭，并派家人远赴黄州打探消息。宋代的一众大儒对后辈之情深若此，一来因为友情，二来想必也是为国惜才吧！
范镇先生一生三起三落，起在顺风顺水之时，倒没有听到苏轼的声音；而跌落谷底时，苏轼到是每次都致简相慰。范镇去世，苏轼为范镇老先生写的墓志铭长达五千余言，惜字如金的文言文竟写了如此之长，在墓志铭中极为少见。
十一月二十日，和苏轼同年考中进士的同学章衡（字子平）要以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郑州知州。
对于这个老同学章衡状元，苏轼是极为赞赏的，当年一同考试时，张同学就考了第一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是精美，经史子集的学问也很丰富。从政后，处理起政事来机敏有加，谨守正道。平时行事谦虚，绝无一丝浮躁的行径。可就是这位优秀的同志，却因困顿于基层政府的事务之中，没有得到天子的器重。
如今，老同学要平步青云了。所以苏轼与很多老同事，相聚于观音寺的禅院之中，要为章衡同志赋诗饯行。只是不巧，这首诗作如今已经散佚无存了。
关于章衡这位同志，在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此人的：
今天名满天下杭州西湖中的苏堤，都知道是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苏轼，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在西湖治理的过程中，苏轼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说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当时正在着手治理西湖的苏轼，言辞中已经透露着急切与不容置疑的语气。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送走了老同学章衡，两天后，苏轼又给二堂哥苏子明去了信。
信中说了一些家常话，诸如最近因为侄子十六郎（苏林，苏位之子）的丧事，专门请了十天假，昨晚才从八角（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南的八角店）墓地回来，掩埋墓穴等事已经完毕，前去吊唁的人都非常殷勤周到。除了极个别不太实在的老滑头，能送灵柩到墓地的人有十多个。
另外，在信中苏轼又提及他自己因为愚拙，惹恼了当权者，以至于被孤立而形单影只，每天都要防着因此获罪，自己最近已把寓所从南园迁到了宜秋门外了。可以看得出，苏轼在京城的衙门里过的并不痛快！
熙宁三年（1070）的腊月十一，韩绛被任命为丞相。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韩绛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当时的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同志。这么一说，韩绛还是王安石的同年。
在苏轼眼里，韩绛能作为群臣之首，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苏轼上的贺启里，说韩绛作为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十分完美。还说他勤勉不倦有申伯的声望，堂堂正正具有汉相的风范。（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
这里的“大学士”是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也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兼任者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临近年底，苏轼不再任开封府推官，但依旧在告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