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湖款项？
这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无东风万般皆休，唯东风不破啊。
纵然苏太守将《乞开杭州西湖状》写的花团锦簇，且成功地说服了太后，但治湖可以，要钱的没有。
泱泱大宋，富庶远胜历朝历代，但国库也是真的不充盈呐。
富庶的只是“士大夫”之流。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是汉代的十倍。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为官清廉的包拯包大人，年薪便远超二万贯。
苦的是农民。农民除了交田税之外，还得交无数种附加税，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能给农民拔下一层皮来。连朱熹都感叹，“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
至于说商业兴盛也是真的，但经济和贸易实在难言成功，反倒是辽国在和宋朝通商后从宋这里赚走了大量铜钱……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宋朝农业和工商业从业者都很贫穷，但是横征暴敛的宋朝国库却更加空虚。宋朝士大夫阶层的贪腐现象之严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极尽奢靡，即便是一代贤相的寇准，也是“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大宋虽富，但因三冗、岁币及高薪养廉的种种因素存在，是真的……没钱啊。
想朝廷下拨数十万贯钱治理区区一地之湖，想的太多。
要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郎想法解决治湖款项，真的敢想。
王棣忍不住想翻白眼，喝了口茶，说道：“可将淤泥置于湖畔，或成良田，亦可种植菱角、莲藕等物，且或租或售，放予百姓。只要价格合适，想来是大受欢迎的。此事可先公告之，有意耕种者签下契约，先付订金若干。如此可先获部分资金……但重头戏是……”
他又慢慢的说了两个字：“众筹。”
将未见影儿的东西租售予百姓，画一张大饼，空手套白狼呀。不过，正儿八经的通过官府获得土地或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于平民百姓而言，是大好事，必会趋之若鹜。以此筹得部分资金，可行，可为。
但众筹又是何意？
苏轼三人面面相觑，个个懵圈。
王棣免不了解释一番——众筹，顾名思义，即在民众募资，以支持发起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
好在苏轼思想较为前卫，这从他建“雪堂救儿会”（孤儿院）、“安济院”（公立医院）等事可见一斑，听王棣粗略一说，便明白了其中奥妙，缓缓点头：“倒是可行，只是，以何名目呢？又该怎样筹？”
王棣悄悄悄观察三人神情，皆是面露忧虑，看来真的是一筹莫展。也是的，祸不单行呀，老苏同志去年七月上任，就遇上大旱、瘟疫，好不容易妥善处理，转年又是降雨不歇，颇有久雨成涝之虞，怎不焦头烂额？而疏浚西湖事关民生大计，自是越早施工越好，但工程款不到位，说什么都没有枉然。
“时下连日降雨，疏浚之事可暂搁浅，正好留以筹措款项，子瞻先生不必过虑。有的放矢，事半而功倍……”王棣很是诚恳地说了两句，继而话题一转：“度牒如何？”
空气似忽然凝固了一般，“琼节草堂”出现了短暂的真空带。
对苏轼而言，原本灰暗的天空豁然开朗，阴霾一扫而空。
是啊，度牒，就是它了。
度牒，度僧牒省称，也叫戒牒、黄牒，是僧尼受戒的文字凭证，有度牒的僧尼，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官府可出售度牒，其收入以充军政费用。
唐天宝年间，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钱。
宋英宗治平四年，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件，籴谷赈济，皆为鬻度牒之利。本朝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元丰七年着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到了此时则定价为三百千。
售卖度牒，绝对是暴利啊，乃是朝廷军政的重中之重。
对啊，请朝廷降度牒若干，何愁治湖之资？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苏轼兴奋地来回踱着步，口中念念有词：“某这就上折子，就叫《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如此一来，万事俱备，东风也至，大事可期也。”
念叨几句，他哈哈大笑，手指王棣：“三郎大才，只恨非吾家千里驹也。”
王棣自是不肯居功，少不了说上一番谦逊言语。
实在是，心里虚呢。
前世他有仔细查阅苏轼治理西湖的种种措施，是真的为之折服。且不管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有多少……幕僚，至少这是极其成功的团队啊。
简而言之，穿越客某某，只不过是说了既定事实。
呃，抢戏了。更似当着作者的面抄袭原创作品。毕竟知廉耻，颇不自然。
苏轼等人却以为这是王棣的谦逊，这少年啊，满腹才华，却不骄傲狂妄，很好，真是“生子当如王三郎”。
老实说，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能有这等见解，所谓的问题让他一通话迎刃而解，实在是够妖孽的。不过，苏轼了解他。西山小神童，王家宝树，诸如此类的赞誉可非空穴来风，是真真正正的出类拔萃。小小年纪能写一手老到的文章倒也罢了，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的是远超同龄人的心智。这样的人才放在哪里都能脱颖而出，所谓处囊之锥是也。
解决了日思夜虑的大麻烦，屋子里的气氛轻快了许多。
“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苏轼如卸重负，话题也轻松了许多，笑着对李格非说：“文叔，你刻意于词章，听听这段写的如何？”
李格非笑答：“朴实自然，占一‘趣’字。”
苏轼指指王棣：“呶，就是这小子手笔了……前几年某收得此子一份礼物，乃是一枚核雕，方寸之间刻了一舟、五人、八窗，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技艺且不论高低精劣，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是某收到的最别出心裁的礼物，乃装匣珍藏。另有一篇《核舟记》，写的趣味横生，文字挥洒自如，读之如唇齿生津。”
他笑着说：“若以文章论，文叔可与王三郎切磋琢磨，但这小子填词更是一绝，某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最后一句可是文坛典故——当年欧阳修极爱苏轼之才，尝与梅圣俞书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苏轼以当年欧阳修给自己的评语送予王棣，可见其有多看重这个后辈。
李、高二人虽觉苏轼未免有些太抬举王棣，但想想《鹊桥仙》及《青玉案》，想想“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及“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便生不起反驳的念头来。
事实上，金陵城的花魁大会过去两个多月，其间周邦彦与秦观的词作迅速流传开来。毕竟，这二位都在当世词坛金字塔最顶端的数人之列，每有新词出，必定广为传唱。但出人意料的是，周、秦二人的风头尽被一个叫王棣的少年郎抢了去。
那两阙词，石破天惊乍现于世，任谁也挑不出不好来。这样的词作，不论是谁，得一首能享用一生。
这王棣，据说才十六岁，居然为了一时意气之争随随便便的抛了两首出来，这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情何以堪呀？
当然，惊叹声中不乏质疑。以王棣之龄能写出这等老辣到充满人生哲理的词来？定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否则就太惊世骇俗了。
但买卖说显然不太成立。能写出此等词作之人必会名震天下，一旦成了名人，好处自是明显的，怎会如此目光短浅。
然后，关于王棣的身份信息曝光。哦，原来是大丞相王安石之孙，父亲是“临川三王”中的王雱，这就难怪了嘛，家学背景放在这，出一个惊才绝艳的后辈倒也不无可能。
总之，王棣仅凭二词便成了文坛最耀眼的新星。
李格非原本也是将信将疑，但听王棣适才一番治湖方略，震惊之余，倒是信了此子妖孽有因，听苏轼赞叹其诗词功夫了得，倒是默认了。
“对了，格非家那古灵精怪的小度娘，小小年纪便能作词谱曲，他日必是位好词人，倒是类于王三郎。后生可畏也。”苏轼嘘叹一番，但更多的是欣慰及期盼。
听苏轼论及李清照，王棣的心突地跳了一跳，那位何止是“好词人”啊，虽说风格迥异，但在词坛可是与苏轼齐名的，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又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只是，七岁嘛，萝莉一枚，尚未成女神，来日可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