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元年九月，山阳道丰州上报，乃蛮犯境，袭辖下阴南集，杀吏卒商民三十余人，掠财货而去。这件事情不大，每年在大汉缘边偏鄙地区，类似的事件总会发生一些，汉夷冲突、蛮族犯境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乃蛮突然向朝廷露出獠牙，虽然从损失上来看，只是蚊子在大象腿上叮了一口，却直达天听，在朝廷权力中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于帝国的权贵们而言，乃蛮犯境杀人掠货是小事，真正的问题在于此举背后原因，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却能与尚书令联系上。
而寻根究底，事情的缘由还在康宗身上，当初提兵十万，巡幸塞上之时，白水会议上，康宗曾允诺乃蛮、契丹大笔的财货、物资赏赐。
不过，这个承诺，未及成行，康宗便驾崩了，其后就是长达数月的帝位之争，到刘文济登基之后，朝局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已是半年多过去了。
乃蛮那边，可惦记着大汉皇帝的赏赐了，见朝廷始终没有反应，坐不住了，于是金王刘金在端拱元年五月遣使来京讨要，这件事也提上了当权者的议程。
上报皇帝定夺，刘文济适时地“抱病”了，并以继位不久，短于国计，国政悉委于公卿大臣，让政事堂自决，利落地把皮球踢回去了，最终此事就落在尚书令向德明头上了。
这件事并不容易处置，向德明也很是伤神，饱经岁月的他，能够看清此事的两面性。为一己之虚荣，康宗大方，却让帝国朝廷买单，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孚人心。乃蛮不识教化，上门求赐，谦卑其外，狂悖其里，若是允了，必被人痛批，软弱媾和，浪费国力。
然而若是拒绝了，也绝少不了有人站出来，指责言而不诺，有失大国信义，同时逆先帝之意，也是欺君之举......总之，只要有反对者，那就总有攻讦的点。
在两难之间，向德明选择了后者，饱经风霜、出将入相的他，练就了一个强悍的性格，即便有妥协，也不是冲塞外蛮夷，毕竟他有半辈子都用在对蛮夷的开拓战争中，同时骨子里就有对化外蛮夷的蔑视。乃蛮，算什么？
当然，向德明选择强硬，固然少不了非议，至少获得了朝中“鹰派”权贵的支持。只不过，在乃蛮眼中，朝廷就是背信弃义，傲慢自大了，太阳汗刘金闻讯之后大怒不已，以为耻辱，与臣属言，朝廷不给，我自取之。
于是，秋高马肥之际，消停了不过一年多的乃蛮人开始动作，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固执地东进找漠北契丹的麻烦，而是南下捋大汉的虎须。
而丰州阴南集的袭击，只是端拱元年秋冬季节发生在山阳道西北部边境诸多纷乱中的其中一起，事实上，一同发生的大小袭击，足有十几处，遍布丰、胜、云内、天德等边陲州军。
当然，别看乃蛮人大胆犯境，来势汹汹，但所有行动中，又透着一股蛮夷的谨慎与狡猾，财货抢了不好，杀伤的人也不多，并且一触即走，在当地边军反击之前，迅速遁走。看起来，更像是乃蛮金国对大汉帝国的一种试探。
至于朝廷的反应，傲慢病有些严重，根本没把乃蛮当回事，相反，籍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身处局中，向德明是不可能妥协，表现出丝毫软弱的，必需强硬到底。
于是经过几轮紧张的磋商，在得到李继隆、郭仪等军中实权派的支持后，以乃蛮寇境、杀掠士民、侮犯天威为由，上奏皇帝，请示发兵征讨。
对这项决策，刘文济是持保留意见的，继位之初，稳定压倒一切，何况动兵攻伐之大事。然而，这层顾虑，刘文济也没有挂于脸上，只是过场性地问了问一些军事战略及筹备问题。
事实上，在取得了军功权贵支持之后，刘文济就不可能反对，那样只会陷双方于尴尬之境，另外一方面，面对凶蛮之无端犯境，作为帝国皇帝，他也必须拿出一个态度来，否则必失人心，那同样于他统治不利。
最终经过皇帝用玺下印，签发了出兵军令，调发河东、山阳、榆林步骑五万，由殿前都虞侯杨延朗作为统帅，征讨乃蛮。
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命令下达之后，自枢密、兵部二衙，到地方诸军，都在迅速推进出兵筹备，作为主帅的杨延朗更是先行出发北上，于丰州组建牙帐。
与此同时，朝廷又给漠北契丹降了一道诏旨，让其动兵西进，与天兵一道，攻伐乃蛮不臣，有朝廷牵头，对乃蛮深恶痛绝的契丹自无不允的道理。契丹王耶律隆绪即以皮室详稳耶律先为主将，调集兵马，不过，契丹人也很精明，只打算在汉金之战中浑水摸鱼，顺便看看如今大汉帝国军队的具体成色，因为动静虽不小，实则并未尽力。
而汉金之战，最后也没能打起来，见大汉朝廷动真格的了，乃蛮刘金那边果断认怂了，在当年冬便遣使南来，就扰边之事进行解释，误会，全是误会！
随使者而来的，有健马百匹，牛羊各五十头，作为礼物，另有几十颗首级，据说是“擅自”袭击劫掠的部属头领，被金王刘金以军法处置斩首，恳求朝廷念愚蛮无知，宽宥其罪。
金国那“可怜”的谢礼，引发大汉朝臣们的嘲笑，几十颗狰狞的头颅，则更让人厌恶，这深刻地诠释了化外蛮夷之野蛮、残暴。
然论实际，金国通过这样一番让人鄙夷的操作，却成功获得了朝廷“谅解”，止住一场大征，避免了一场灾祸。同时，前者自山阳边陲劫掠所得，却没有吐出来的意思，至于被杀的几百名大汉属民，暂时也无法替其讨回公道。
说到底，朝廷这边，与金国打一仗的决心也不强，首先天时不对，冬春之际动大兵，兵家不为。而打乃蛮这样的部族国家，动兵少不起作用，动兵众则劳民伤财，要起到实效，还得像开宝远征那般，遣良将精骑远征才行，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划算。
如今帝国的形势不比开宝时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为推动此事的向德明、李继隆，则要担其责，他们不能不考虑若事败造成的政治影响。
朝廷有朝廷的顾虑，金国也有金国的忌惮，作为金王，刘金一方面畏惧汉兵之强，一方面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蛮诸部，使其与漠北契丹分庭抗礼。
然而，二十年之积累，面对庞大的大汉帝国时，又显得太过弱小了。若仅仅面对汉军，他们能走能打，搞袭扰战术，游击作战，实在扛不住了，还能投降求和，与帝国相比，他们是光脚，负担没有那么重，漠北恶劣的环境逼得他们充满攻击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往来，从大汉获取草原稀缺的物资，在帝国保持强盛之时，袭扰犯边，实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风险太大。
当然，帝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统一漠北的战略，只怕也会面临阻碍，大汉换了个皇帝，似乎整个帝国的气质都跟着改变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但确实有之的变化，刘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国，即便隔得甚远，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国而言，消弭了一场明显耗费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战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对征讨乃蛮存有异议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朝臣，都不胜欣喜。
同时，围绕着此事，新一轮的政斗又展开了，这一回牵头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蛮之征”的决策，为莽撞不智、疲军费粮、劳民伤财、虚耗国力的行为，目标直指策动此事的尚书令向德明。
虽然战争消弭于未发之际，但前期的准备可都是来真的，调动的兵马可以回到驻地，征召的民力方归乡里，未发的被服也可以重归仓库，然已行之粮草，举动之间的钱粮资源损耗，却是基本浪费掉了，五万军队的后勤准备可是极其庞大的，也意味着其中的浪费有多严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讦，并非无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议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左都御史鲁宗道，也上表刘文济，斥为举措失当、有伤军国、靡耗民力。
与此前不同，这一回的风波，向德明是从容度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且不提徐士廉为何对在此事上发起对向德明的声讨，但他与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讦意见，却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说话，但每一句话都不容忽视的群体：枢密系统，或者说实权军功集团。
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不管行政系统内的斗争，但你不能把斗争波及到军队。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条陈中，很多内容都引起军队系统的极大不适。
此番征发未果，的确损耗不小，但若没有这些损耗，乃蛮金国岂能伏首服软，其猖獗之势岂能收敛？同时，依那群清流所言，那军队的正常调动轮戍、演习训练，算不算劳民伤财？朝廷养着那么多兵马，打造更新那么多军械舰船，算不算虚耗国力？
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军机，其言行包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却贼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于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云，累进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罢了，徐士廉曾久经边陲之苦，对将士之苦，戍边之劳，当有深切之体会，当有怜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却以偏概全，大肆指责，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继隆一番话，几乎是赤裸裸地指责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党争之事，居心叵测，其心可诛......
刘文济当然知道徐士廉此举，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不至李继隆说的这般严重。不过，面对李继隆那怒气腾腾的模样，还是得善言劝慰，加以安抚，并表示会给枢密院与军队一个说法。
事实上，皇帝刘文济心里，对徐士廉、鲁宗道的一些说法与立场，也是不大认同的。刘文济打小从世祖皇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关于政策的认识极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当扬长避短，绝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么政策、决策都只盯着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错。同时，对鲁宗道刘文济也有些意见了，他承认此人的正直、忠贞，但是这不是他任意攻讦的本钱，大汉的皇帝叫刘文济，掌握朝廷大权的是权贵们，不是所有事都得依着区区一个左都御史的认识来，拂其意，逆其愿，就要上表弹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鲁宗道开的......
不出意外的，“说法”来了！
端拱二年春，在参加完人生最后一次乾元御宴后，刑部尚书、宰臣徐士廉遭贬，坐言行无状、狂悖失察，贬至岳州当知州。岳州作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气候适宜、鱼米丰足、经济发达，乃是刘文济给徐士廉选的养老地。
结果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徐士廉忧思过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难捱，还没有到岳州，徐士廉在渡长江时，见江水滔滔，奔流东去，于船上吟诗一首，当夜与江陵驿馆郁郁而终，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汇报，皇帝刘文济也不禁唏嘘，感慨不已。作为太宗皇帝身边的心腹之臣，刘文济对徐士廉实则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坚忍，只不过，此人太过眷恋以往，难为己用......
与徐士廉一同遭贬的大臣还有一些，官职、名气最大的，就是鲁宗道了，迁泉州知府，据传那里吏治腐败，正好让鲁宗道这股清流去涤化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