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今晚我要讲：重要价值，彰显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的又一珍贵文献。
在指示信中，毛泽东代表红军前委对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及红军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做出了具体部署，为边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该文献还对红色区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彰显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的又一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对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各项工作的开展帮助巨大根据前委指示信精神，特区委在加强边区党、政和革命武装建设、土地分配工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四县边界苏区迅速扩大发展。
1930年5月间，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从仁风山迁驻茶梓圩。这时，边界特区除辖有乱石、茶梓两个区外，还建有边界一些乡村苏维埃政权。乱石区的中共区官员是钟楚三、区苏主席黄田胜，管辖南坑山、樟梨树下、围上、田东、杨梅、渔翁、古寮、中坑、背坑、畔田、河迳等11个乡。茶梓区的中共区官员钟文亮、区苏主席蒙祥海，下辖茶梓、河石、浮槎、大江头、桂林江、人和、仁风、长龙、茶山冈、水口等10个乡。各个乡均成立了党支部和乡苏政府。
特区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四军前委“必须在割禾前分完田”的指示，把分田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区、乡各级抽调出近100名贫苦农民参加分田培训班，然后分赴各乡村开展分田。乱石区于5月进行了分青苗，每人分得田地14.4担；茶梓区于6月分完了青苗，每人分得田地9担。在加强边区党、政建设的同时，武装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先后组建了乱石、茶梓、矿山等几个赤卫队，计1200多人。其中乱石农民赤卫队达700人，队长黄田福，副队长钟元徽，下设3个分队，有少量的枪支，大部分是土枪、鸟铳和梭标。茶梓农民赤卫队有300多人，20多支枪，下辖石窖窝、仁风嶂、廖家山、竹山坪4个分队。红二十二纵队也由原来的1个中队发展到3个中队。红二十二纵队和各地革命武装先后打败茶梓、黄沙、长赖、龙布、桂林江、河石、丰田、庄埠、禾丰、小溪、畚岭等地的地主靖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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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根据红四军前委和中共南路行委指示，战斗在四县边界特区的红二十二纵队开赴于都县，奉命加入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军，一批地方干部也随部队调入红军工作。此时，会昌县欧阳江靖卫团和于都小溪靖卫团等反动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反扑，进攻茶梓、仁风、乱石红色区域。因边界地区来不及组建新的革命武装，无法打退靖卫团的进攻，红色区域很快失守，四县边界特区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被迫解体，边界革命斗争一时又遭到挫折。但时隔不久，赣南行委又在赣县韩坊成立了中共安于信会赣五县边界特区委。从此，于都南部边区的人民群众，又在中共五县边界特区委的领导下，高举斗争的旗帜，继续投身于创建与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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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此后党和红军制定对流氓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流氓”，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阶层。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流氓阶层所作的正确的分析和认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毛泽东虽提出了要采用正确方式方法，引导流氓群众加入革命，使他们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毛泽东本人，在当时都未能将其真正付诸实践。
毛泽东领导开辟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正确解决中国流氓问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条件。闽粤地区的“三合会”（亦称“三点会”或“洪家三点会”），是中国流氓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首先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对待“三合会”等绿林组织和绿林武装问题。而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整个流氓问题，却还没有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策略，也缺少成功的经验。
此次毛泽东在会昌作“仁风山调查”及指导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初步提出了对待和解决流氓问题的正确的认识和政策、策略。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足，觉得对流氓的认识和对待流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还不够深刻、全面。他本想在随后进行的寻乌调查中解决这一问题，然而限于时间等原因，他在寻乌调查中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他曾遗憾地说，寻乌“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从寻乌、会昌东进福建。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杭县南阳主持召开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流氓问题》决议案共分3个部分：（一）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二）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三）党对流氓的策略。
《流氓问题》决议案对于流氓的社会来源、社会职业及其特点、流氓的党派意识、流氓的特性和流氓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分析。如对流氓的来源，决议案分析说：“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指明了彻底解决流氓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和新生活。对流氓的社会职业，决议案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例举有30种之多。对于流氓的社会组织结构，决议案指出：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青红帮、三点会、哥老会、致公堂、符子会、大刀会、在理会等等。对于流氓阶层所具有的特性，决议案分析指出：“第一是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第二是个人享乐主义，第三是雇佣性重，第四是破坏性重，第五是阶级意识模糊，第六反群众的，第七反社会主义的，第八是盲动主义，第九是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并指出“上列九点流氓的特性，不是各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都依据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社会职业而产生。
《流氓问题》决议案深刻指出了流氓对革命的影响和危害：“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之不利于革命。特别是在革命高潮飞快到来加紧布置全国总暴动争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氓意识如不克服，流氓成分如不洗刷，斗争的前途是要发生许多危险的。”
党对流氓应取何种策略？《流氓问题》决议案说：“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鉴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历来的指示和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经验做法，决议案特别强调要坚决洗刷红军和赤卫队等革命武装中的流氓成分，强调“虽然不是说要把现在红军中的流氓成分在二十四小时内扫数开除出去，但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代替流氓，坚决的反对党内庇护流氓。对于流氓存着‘还有革命希望’的幻想，主张‘三教九流的人都可进红军’，‘游击战争时不要打流氓，总暴动时方可打流氓’，‘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以及什么‘现在不要流氓，将来也不要农民了，将来也不要工人了，剩下一个共产党’等等错误的怪异的观念”，应给予严肃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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