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新民听到齐永林口中吐出“逼宫”二字，整个人瞬间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僵在原地。他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神情尴尬到了极点，忙不迭地解释道：“齐书记，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我怎么敢逼宫呢？我这真的是怀着十二分的诚意，第一时间来向您汇报情况啊。”
齐永林的脸色愈发阴沉，语气中满是不满，反问道：“汇报？你在向我汇报之前，就已经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市纪委详细汇报了。那你说说，我现在该怎么表态？难不成我能和市纪委的意见唱反调？”
邹新民连忙说道：“齐书记，我当时真没考虑得这么周全。我来找您汇报，就是想听听您的高见，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妥善处理才好？”
从齐永林的内心深处来讲，他如此生气的根源在于邹新民的擅自行动。邹新民未经任何请示，就私自将事情捅到了市纪委。作为东投集团的一把手，齐永林此刻感觉自己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在他看来，集团内部有人犯错并不可怕。毕竟，只要事情局限在东投集团这个“一亩三分地”内，凭借他一把手的权威和能力，完全能够掌控事态的发展，事情如何处置，也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可如今，这事儿直接捅到了市纪委，从原则上讲，他还得向市纪委说明情况，这让他感觉处处受制。当然，更多的是让齐永林觉得，集团内部的事暴露在纪委面前，自己的面子上多少还是有些过不去。
齐永林满心的不悦无处发泄，重重地往椅背上一靠，猛地伸出手，“砰砰”地拍了两下桌子，提醒道：“邹新民同志，你身为纪委书记，履行监督职责，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邹新民同志，监督也得有大局观！咱们东投集团的宗旨是什么？是投资东原、建设东原、发展东原，这是咱们实实在在的奋斗愿景。现在集团的发展大业才刚刚起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做销售的为了把工作顺利开展下去，有时候适当地打点一下关系，这也是无奈之举，你能理解吧？”
邹新民对齐永林的这番说法并不认同，不假思索地直言道：“齐书记，就算要送礼，也绝不能用公款啊，这可是原则问题！”
齐永林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尽量保持平和的态度，说道：“东投集团承载着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期望与使命。咱们成立东投集团，首要目标自然是推动东原的发展，但说实话，也是为了让每一位职工都能从中受益，让大家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你这样做会让大家寒心的。咱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五家分公司，以后分公司的数量说不定会增长到十家、二十家。目前，咱们已经有两三百名职工了，这两三百名职工背后，关联着两三百个家庭的生计。未来，随着集团的壮大，发展到两三千名职工也并非不可能。”
齐永林说完，心中暗自思忖，适当敲打一下胡晓云也未尝不可。毕竟，那笔钱胡晓云从未向他汇报过，这也让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于是开口说道：“这样吧，咱们不是成立了纪检处和审计处吗？就让纪检处的同志们借此机会练练手，找相关人员，在小范围内了解一下情况。记住，我说的是了解情况，可千万别大张旗鼓地搞询问，一定要时刻注意这件事在集团内部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东投集团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就拿刚刚胡晓云说的汽车运输公司业务来讲，为了搞定这件事，集团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精力啊。‘攘外必先安内’嘛，只有东投集团内部形成强大合力，咱们才有可能在东原稳稳地站稳脚跟。”
邹新民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继续找胡晓云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可以，但了解完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汇报。未经我允许，不得擅自向市纪委汇报。林华西要是找过来，让他来找我。凡事都得讲程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不会无端干预你的工作，但相应的程序你必须严格遵守。”齐永林郑重其事地强调道。
邹新民灰溜溜地从齐永林的办公室出来，脸上写满了沮丧。他马不停蹄地找到纪检处的同志，通知胡晓云过来谈话。谈话的过程极为简短，新来的纪检室主任代表纪委，与胡晓云进行了交流。胡晓云听后，只是微微摇头，黯然一笑，说道：“那钱根本不是用公款报的，当时钱不够，我只是临时借了公款，现在这笔钱早就还上了，不信你们可以去财务处查，账目清清楚楚。”说完，胡晓云头也不回，转身便走，那洒脱的背影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问心无愧，让纪检处贾春云处长在自己下属面前颇显尴尬。
结果报告很快就送到了邹新民手中。邹新民立刻从财务处调来了票据，只见票据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已还”两个字，上面还有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罗明义那刚劲有力的签字，总费用显示为3250块。
邹新民拿着财务上的票据，一屁股重重地坐在凳子上，满心的疑惑如潮水般涌来：这报销票据怎么莫名其妙地变成借款票据了？邹新民拿着这张票据，翻来覆去地仔细查看，眼睛瞪得像铜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心里却依旧不甘心。他又急匆匆地跑去财务处，询问财务处长傅传友。
财务处长傅传友是罗明义从市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带来的干部，面对纪委书记邹新民，因为被纪检处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心里窝着一肚子火，心情糟糕透顶，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邹书记，我们这边只负责胡总的这3250块的账。胡总在我们这儿就借了这些，钱已经还了。剩下活动推销的费用，都记在酒水公司的账上。您要是不放心，就去酒水公司财务上查账，看看那边有没有虚报的费用？”
邹新民听后，鼻子里喘着粗气，胸膛剧烈地起伏着。这个时候，他可不敢贸然再去酒水公司财务科。毕竟酒水销售公司由李正阳任总经理，所有报销账目都是李正阳签字。如果此时贸然去找李正阳核查，事情恐怕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难以收场。
邹新民看着这张票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财务归还的日期，还有胡晓云的签字。邹新民只觉得脑子一片混乱，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他强令自己冷静下来，努力回忆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想着想着，他突然像被一道闪电击中，意识到时间上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没错，就是在自己无意中向李正阳透露要对胡晓云的账目进行检查之后，胡晓云才还的款。肯定是这样的，邹新民越想越觉得蹊跷，心中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邹新民手里握着票据，双手气得不停地哆嗦着。他身为纪委书记，此刻满心的气愤无处宣泄。但实在没想到，李正阳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候“掉链子”。邹新民在心里忍不住埋怨，李正阳难道不清楚，胡晓云与自己处于对立面吗？李正阳难道不清楚，他这个纪委书记和李朝阳、张庆合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吗？换句话说，现在平安县的干部和临平县的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同属一个阵营。
邹新民正在财务室里发呆，犹如一尊木雕泥塑。这时，胡晓云气势汹汹地不依不饶找上门来，满脸的不满仿佛要溢出来，大声质问道：“邹新民，你到底什么意思？怎么查账都查到我头上来了？你这分明就是故意找茬！我们在外面辛辛苦苦为集团创造利润，忙得连家都顾不上回。你倒好，领着一帮人像审犯人一样审问我们。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这种事情，邹新民怎么可能说得清楚呢？毕竟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套完全符合报销流程的财务审批单据，找不到任何破绽。
财务处长傅传友是个精明世故的人，见两人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赶忙起身，不动声色地将财务处的几个女同志支开，免得看领导们尴尬。
邹新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嗫嚅着说道：“胡副总，开展内部监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大家都是为集团办事，相互理解一下吧。”
胡晓云不买账地说道：“相互理解？为公家办事，你还处处为难。还好意思说为公家办事，我看你就是在为个人打小算盘。走，咱们去找永林市长说理去。”
胡晓云也顾不上两人之间的男女有别，伸手一把抓住邹新民，像拎小鸡似的就往齐永林办公室走去。
齐永林刚刚就被这事闹得心烦意乱，再加上从过年之后，似乎又和胡晓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齐永林原本以为胡晓云对自己的好独一无二，但细细处下来才体会到，胡晓云就是这样的性格，对谁都是一样，显得很是轻浮。
看到两人吵吵闹闹地来到自己办公室，齐永林不禁皱起了眉头，脸上写满了不悦，说道：“行啦行啦，非得闹得人尽皆知吗？这事儿很光荣吗？”
胡晓云不依不饶，继续说道：“邹新民，你现在当着齐市长的面说清楚，你在东投集团这么折腾，非得把我们几个同志搞得鸡犬不宁才罢休吗？”
邹新民涨红了脸，尴尬地说道：“齐书记，都是我的错。是我在工作中没有仔细了解清楚情况，才造成了现在这被动的局面。我诚恳地向组织检讨。”
胡晓云步步紧逼，得理不饶人地说道：“检讨就完了？你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影响。邹新民，我警告你，这件事你必须公开做出检讨。齐书记，您可要给我们酒水公司的人主持公道，不然以后这工作没法干了。”
齐永林心里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能考验领导的能力，也越能显示出领导掌控全局的水平。
齐永林斟酌了一下言辞，缓缓说道：“这件事总体来讲并不复杂。邹新民同志也是出于公心，你也是为了工作。我看，公开道歉就没必要了。新民啊，我不是说了，只是了解情况，你怎么搞成这么复杂了，下次党委会上，新民你小范围做个检讨吧。”
胡晓云不满足地说道：“党委会上做检讨，不痛不痒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邹新民一脸尴尬地看着齐永林，心里清楚，作为纪委书记，在这件事上一旦公开做检讨，往后恐怕都抬不起头来，在东投集团也将难以立足。心里开始暗暗憎恨起了正阳。
邹新民带着一丝委屈，小心翼翼地说道：“齐书记，这件事我确实有责任，但我觉得还不至于要在党委会上做检讨吧。您看，我也是出于好心，履行正常的监督职责。既然胡晓云同志没问题，那说明他是个好同志呀。我哪有必要在党委会上做检讨呢？再说了，如果我们纪检部门在会上做检讨，林华西书记脸上也无光啊。毕竟我们集团纪委是市纪委直接派驻的。”
齐永林思索了一会儿，觉得邹新民已经服软，也想给他一个台阶下。于是说道：“胡副总啊，邹新民同志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作为纪委，他有权监督任何人。你之前那笔账，虽然没问题，但就算是你个人出钱，给领导送3000多块钱，也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范畴了。”
胡晓云连忙解释道：“齐书记，我那3000多块钱可不是给一个人的，我是给了七八个干部。您想想，酒水运营公司大过年的借用人家地盘，人家帮忙张罗，忙前忙后的。一个人两三百块钱，虽说不算少，但在省城，这点钱还真没人看得上。”
齐永林追问道：“这么说，这钱你是给了经贸委的领导？”
胡晓云此时也不想再隐瞒，直接说道：“是啊，包括戚广林主任，我还去他家里登门拜访了。人家给咱们帮了这么大的忙，如果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往后谁还愿意给咱们帮忙？”
齐永林反倒是感到了一丝欣慰，胡晓云也算是知恩图报，给自己长了脸。说道：“新民同志啊，我也要提醒你。集团公司和政府不一样，有一定的灵活性。人际关系不能只靠嘴维护。胡副总用自己的钱维护关系，也是为了公家的事，这体现了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嘛。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大家以后团结一致，朝着建设东原、投资东原、发展东原的中心目标努力。咱们都是领导班子成员，别再让外人看笑话了。”
胡晓云已经出了一口气，也知道邹新民背后是有一定关系的，不想把人得罪得太死。而且经过这次事情，她觉得邹新民应该也得到了教训。于是说道：“既然书记都发话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邹新民，以后别带着怀疑的目光和有色眼镜看大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说完，胡晓云便转身出门离开了。胡晓云走出了门才暗暗回过神来。刚刚齐永林称自己为“胡副总”，这个称呼如此陌生。胡晓云心中感慨，称呼虽然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在单位里，这种看似正常的关系变化，实则意味着关系的疏远。
时间如同潺潺的溪流，缓缓流逝。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黄沙，春天还是悄无声息地来临了。柳树的枝头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春的故事。从平安县县委大院的窗户往下望去，楼下的梧桐已经泛出了新绿，那嫩绿的颜色，鲜嫩欲滴，仿佛能一直绿到人的心坎里，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
平安县委书记郑红旗和县长孙友福，副县长邓晓阳三人一起又与县委副书记、城关镇党委书记魏昌全进行了一次沟通。
郑红旗已经不太想直面魏昌全了，双手紧紧抱着杯子，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几只麻雀成群结队地在梧桐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庆祝春天的到来。春天来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听着孙友福苦口婆心地劝说，郑红旗目光也不由自主地投向了窗外的麻雀。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人人喊打；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专家指出，麻雀是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对维持生态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麻雀还是那些麻雀，昌全还是以前的昌全，没什么起色。
孙友福语重心长地说道：“昌全同志，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客运市场需求十分旺盛，政策不可能一直不放开。”
魏昌全曾做过周鸿基的秘书，见识自然不比孙友福差。魏昌全不紧不慢地说道：“孙县长，正是因为客运市场需求旺盛，部省才一直从严控制。这就好比暖棚里冬天可以种蔬菜，但暖棚里冬天也会长杂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贸然冒险。如果我们和东投集团合作，我并不反对，但那张执照的价值应当充分发挥出来。新公司成立之后，50%的股权真的不算高，这是我们城关镇应得的权益。”
晓阳耐心地解释道：“昌全书记，我们不能只算执照的价值，还要算人家对方的投入。靠我们自己，现在银行利率这么高，如果贷款买客车，一方面要承受巨大的贷款压力，另一方面还有运营压力。平安县本身有局限性，人口基数摆在这儿呢，市场规模有限。”
在欧洲学习时的晓阳
魏昌全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态度坚决地说道：“晓阳啊，我再次强调，我从来没有否认和东投集团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我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城关镇的利益。就算靠我们现在自己的情况，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吧。红旗书记、孙县长、晓阳，咱们县里一年能有三四十万纯收入的国有企业，也没多少家吧。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孙友福继续劝说道：“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得往未来看。政策放宽之后，个体企业会越来越多，到时候说不定咱们连平安这块市场都守不住。不发展长途业务，联营公司就只能局限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你想想，别的不说，就东投集团投入十台新客车，不说日本进口客车，就说广州标致，还有北京的尼奥普兰，这些车价格都在六七十万一辆，没有足够的实力根本买不起。和东投集团合作，咱们真的不吃亏。”
魏昌全坚持己见，说道：“孙县长，你没明白我坚持的关键。我拒绝的不是合作，而是股权问题。50%的股权是我们的底线，这关乎城关镇的集体利益，我必须坚守。”
郑红旗敲了敲杯子，转身走到三人跟前，神情严肃地说道：“昌全同志，你觉得那张执照能值一两百万吗？东投集团可是要拿出几百万的真金白银啊。他们的投入和付出是我们比不了的。”
魏昌全不服气地说道：“红旗书记，他们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合作？还不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价值。这张执照的价值现在无法估量。”
郑红旗长吁一口气，无奈地说道：“昌全，你何必这么固执呢？有时候，适当的妥协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要从全县的大局出发，不能只局限于城关镇的小利益。”
魏昌全说道：“不是我固执，是我们城关镇要维护城关镇的利益，我作为城关镇党委书记，必须为全镇群众和中小股东负责嘛，所以我必须这么做。”
这次谈判以失败告终了。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压抑，茶杯里的茶水早已没了热气，残留在杯壁的水渍像是无声的叹息。魏昌全依旧腰杆笔直地坐在那里，眼神坚定得近乎执拗，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城关镇在未来合作公司中必须占有50%的股权比例。他的这份坚持，如同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让所有试图推进合作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不仅如此，孙友福近日通过一些私下且可靠的渠道了解到，魏昌全已经悄然给城关镇的不少干部都打过招呼。在那些看似平常的交谈中，他巧妙地传达出一层深意：大家要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好城关镇的集体利益。一时间，城关镇的干部们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在这场股权谈判的博弈中，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抗平安县委。
待魏昌全迈着沉稳的步伐离开会议室后，郑红旗重重地靠向椅背，脸上满是无奈与疲惫。他微微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说道：“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当初安排他到基层锻炼，本想着能让他接接地气，不要脱离了群众，可谁知道他的思想如此顽固不化，目光短浅到只看得见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完全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样下去可不行。
郑红旗一手端着那早已凉透的茶杯，一手夹着香烟，袅袅烟雾模糊了他的面容。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索了良久，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拿起电话拨通了齐永林的号码。电话接通后，郑红旗看着晓阳和友福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将今日劝说魏昌全的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齐永林，言语中带着几分无奈与恳切。末了，他略带尴尬地厚着脸皮问道：“齐市长，您看在目前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能不能再通融通融，把股权比例稍微调整一些，调到45%呢？”
齐永林在电话那头听完，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红旗啊，我给你说了小魏的情况，你开始还不信。就魏昌全这个同志的表现来看，我估计他有八成的可能已经和龙腾公司暗中勾结在一起了。现在，我再给你透露两个重要消息。第一个消息，我专门给何书记的秘书周登岳处长打了电话，周处长非常重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之后给我回电说，这次新上任的交通厅厅长周先雄已经明确表态，上级马上就要放开客运经营的政策了。所以啊，郑红旗，在这种大环境下，40%的股权比例我都没法给你。你要知道，我是东投集团的董事长，必须要全方位地考虑东投集团的利益，要对集团的全体员工和市委负责啊。”
郑红旗听完，只感觉嗓子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了，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巨石，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满心懊悔，就是因为魏昌全的犹豫不决和固执坚持，平安县已经错失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良机，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无奈。
郑红旗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说道：“齐市长，我心里明白您一直有心帮我们平安县，帮助我个人。我知道这和省厅即将出台的政策关系不大吧。市长，您肯定会拉我一把的。”
齐永林语重心长地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讲啊，红旗。你想想，一旦政策放宽，市场环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到那时，如果东投集团仅仅因为一张执照，就要给你们百分之三四十的股权，我这个董事长该如何向市委、市政府交代？要是领导们问起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毕竟，东投集团自身完全有能力去申请一张执照。所以，在股权比例上，真的很难再做出让步了。”
郑红旗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说道：“市长，您肯定还是有办法的。”
齐永林倒是慢条斯理的说道：“不过，事情也并非毫无转机。现在倒有几个机遇，或许能促成咱们平安县与东投集团的合作。”
郑红旗一听，原本低垂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带着几分期待问道：“齐市长，是什么机遇呀？”
齐永林脸上浮现出一丝复杂的神情，说道：“这可得‘感谢’丁洪涛局长啊。丁局长现在正在大力规范东原市的客运市场，他出台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在东原市从事长途客运的企业，必须具备一年市内运营经验以及三年省内运营经验。你想想，整个东原市符合这一条件的企业能有几家？少之又少啊。更有意思的是，在龙腾公司刚刚拿到执照后，这个文件就要推出来了，这不明摆着把东原市内大部分客运公司进入长途客运市场的路给堵死了吗？那些想涉足长途客运业务的公司，只能眼巴巴地等上三年。而这三年时间，龙腾公司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占据整个市场，我看丁洪涛和魏昌全，打的是组合拳嘛。这一招，不可谓不狠啊。”
郑红旗深谙局势，进一步解释道：“市长，咱们平安县的联营公司符合条件，如果能和东投集团合作，再利用这个政策，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只要这个办法顺利出台，那对咱们来说，简直就是双赢的局面啊。一方面，有了这个文件作为‘保护伞’，联营公司能够顺理成章地继续与东投集团合作；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大幅减少了。未来在市场上能够运营长途客运的，算上市交运公司，拢共也就三家企业嘛。这样一来，咱们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都能得到极大的保障。”
说到这儿，郑红旗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心里暗自暗叹，机遇，机遇啊！”
挂断电话后，郑红旗对着孙友福道：启动调整程序吧，下次常委会上把免去他城关镇书记职务的事情提出来好好讨论一下。”。
孙友福听后，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之色，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红旗书记，这件事是不是得先跟市委通通气？毕竟昌全是从市委下来的干部，这也是市委领导打的招呼，咱们就这么直接调整他的职务，会不会让市委那边觉得咱们行事有些莽撞了……”
没等孙友福把话说完，郑红旗一摆手，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果断与决绝，说道：“做任何事都件件汇报，事事请示，那还怎么干革命工作？昌全同志，让他去抓农业工作。就算到时候真有省市领导因为这事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来扛！我就不信了，县委作为一级组织，连下级单位一个镇党委书记的职务都调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