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梁回到粤华宾馆306房间，和陆小满说笑着去一机厂摊位虚签合同的事。袁梁说，正是有陆小满的假合同，才有了任珊珊、寇丽两家近六百万元的合同，所以，晚上袁梁请客。陆小满说，那就去打保龄球，因为袁梁的保龄球水平太臭，怎么也赢不了她。
第四天早晨，袁梁打电话告诉程远方，自己有其它的安排，就和陆小满去了深圳，陆小满要到深圳的证券市场上看看。两个人一大早去往深圳，很晚才回来。
第五天上午，袁梁在摊位上待了一上午，吃过中午饭就回到粤华宾馆。整个的下午和晚上，袁梁和陆小满都在房间里休息、睡觉、聊天，看着电视。
第六天早晨，袁梁送陆小满到火车站，陆小满笑着：“刚来的时候还骗我，还说就待三天。”袁梁说：“我也是舍不得你，就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了。” 陆小满抱着袁梁说：“我也舍不得你。”
列车员摇着旗子在叫了，陆小满只好上车，两个人依依惜别。
袁梁来到摊位，徐有才说，看样子轻工机械厂也有订单了。其实，这也正常，你吃肉也要让别人喝汤。但从此，一机厂某些独家产品，也有了竞争的厂家，今后的竞争还会越来越激烈。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第六天晚上八点，袁梁一人乘上了返程的火车。
上午刚上班，纪委副书记孙强打来电话，要袁梁十点钟到纪委来一下。
虽然语气平淡，但开门见山，不容置疑，不容推脱。看来，到纪委去也没什么好事，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是袁梁此刻的心境。
十点整，袁梁来到市委大院，市委大楼就在市政府大楼的东边，也算是比邻而居，也是一幢老旧的大楼，只是刚刚粉刷的墙面，显得干净了许多。据说，国庆节前就要搬到新建的办公大楼里去。
袁梁登上四楼纪委的办公楼层，敲开孙强办公室的门，房间里，不只是孙强在，还有国资局局长朱俊。
孙强的办公室看起来还算整洁，房间里摆了几盆花，但都显得没有生气，蔫蔫巴巴的样子。
孙强招呼袁梁坐下，来到这个地方，袁梁有思想准备，肯定不是请客吃饭，那就随他去，看他怎么说了。
孙强清了清嗓子：“袁总，我和朱局就不向你自我介绍了，大家都认识。我们两个受组织委托，现在和你谈话，主要议题是一机厂赴海外建厂，资金从何而来？你有没有参股？你有没有从中有不当利益？请你如实说明，好，现在开始。”
不管怎么说，袁梁松了口气，这个话题在厂里已经传了好长时间，看来这是有人举报到纪委、国有资产管理局了。袁梁不用隐瞒，因为一机厂没有拿一元钱，第一批货出口退税都还没有到账，何来的国有资产流失？何来的贪渎？于是，就详细地介绍着一机厂的这个项目。
待袁梁说完，孙强又问道：“还有人反映，你们派了两个人出国。这两个人出国不要十几万吗，这个钱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更好回答：“一机厂是派了两个人出国，两个人的机票是一机厂买的，这也是等着出口退税或者政策返利以后在里面摊销，其他的费用一机厂没有出，在国外的吃住行，都是在客户的家里，基本上谈不上什么费用，所以说十几万元费用，纯粹是无稽之谈。另外，我还是上述的观点，现在企业的资金非常紧张，银行只收钱不放款，生产用的原材料大多是等米下锅的状态，我做梦都想着从里面能抽出来三百万、两百万，就是五十万元也好，可是我从哪里抽呢？假如我真投入三百万在国外，这也是企业行为，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符合国家政策需要，就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至于说我个人参股，我也是一直吃工资，做业务员拿提成，我参股的资金谁能给我？这是妄自推断，莫须有，要有真凭实据。我希望最好你们到一机厂的财务处去查一查，看看我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如果有的话，我甘愿接受处罚。”
两个人看了一眼出去了，很快就回来了，孙强说：“袁总，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只是纪委、国资局，其他的重要部门、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接到了类似的举报，虽然没有实名，但举报的范围太广了，我们也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把你喊过来核对一下。我们两个的意见是，一机厂总经理袁梁，在企业赴海外建厂一事中，无不当行为，无贪渎行为。我们将就此向上级领导汇报。好，谢谢袁总的合作。”
袁梁起身告辞，来到大院里面的停车场，身后，跟过来了朱俊。朱俊拉一把袁梁：“袁总，你也不要在意。上次不是就有人举报你国有资产流失吗？这样的举报，哪个企业都有，太多了，都是捕风捉影，我这也是没办法，只好来应付一下。现在的企业的确都很困难，都想方设法使企业渡过难关，想方设法做好销售，你们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这是在法律之下给客户让利，说起来让人眼红，但也是无奈之举，完全可以谅解。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三年销售额一千万以上，给客户返利才五六十万，而且不要企业出钱，是灵活运用国家政策，是谁谁都会做。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哪个企业的一把手都是这样，都被大家盯着，什么人都有，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袁梁说：“谢谢朱局理解。”
朱俊看看袁梁说：“老弟，我那里和纪委你可是区别看待呀，孙强这里你给的西装是每人都有，我那里也有几十个人呐，你也得想着点。”袁梁明白了：“朱局，不是我不给你，财政局就是财神爷，你有钱买好的，我怕你看不上我送给你的东西。你既然这样说，下午我让刘红军给你送到财务局去，给你五十件可以吧？”朱俊说：“当然可以了，我怎么会嫌弃呢？你去年给我的质量就不差，下午你让司机送到财政局就行了。我知道你那里又正在大力压库，有一些固定资产闲置很长时间了，如果确实企业不需要的话，也可以申请报废后变卖，你只要是做好账做明账，我给你处理。”
两个人握手告别，袁梁回到办公室，站在窗户前又想了想，给孙强打起电话：“孙书记啊，谢谢关照。我也不能白承你的情，有客户送给了我鲜花，我让人给你、给高书记送过去。”
袁梁安排刘红军，下午送五十套西装给财政局朱俊，送三十盆鲜花给纪委孙强。袁梁又抓起电话，打给范文章，让他暗中查查，是谁举报的。两天以后，范文章打来电话，举报人可能来自二分厂，而二分厂又是如何知道这些消息，又如何能编排这样的举报信呢，这就令人多想了。
星期一上午约九点，袁梁的办公室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甘新亭，一个是罗喜林，这两个都是一机厂有名的人物。
甘新亭是二分厂的车工，大高个，身高有一米九，站在哪里都是出人投地的样子，他向袁梁吵着，他没饭吃了，他要到袁梁家里吃饭。
保卫处处长顾辉来了，拉着甘新亭，甘新亭吵吵嚷嚷地走了，还喊着中午跟着袁梁去吃饭。
徐有才听见喊声过来了，他和甘新亭也是老熟人，他说，甘新亭虽然是大高个，有把力气，但却是出奇地懒，基本上在车间里混日子。工厂实行以计件为主的新的薪酬制度后，固定工资的比例大幅减少了，多劳多得，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拥护，而甘新亭这样混日子的人工资反而少了。甘新亭家里有老母亲，常年卧床需要照顾，他以照顾老母亲为理由，经常请假、旷工，更为奇葩的是，他家媳妇，始终对他不放心，觉得他个高长得帅，老是怕在一机厂被女工诱惑，也不愿意让他来上班，就愿意让他在家里和他一起种那几亩地，即使生活清贫一点，也不愿意他天天来上班。于是，甘新亭就三天打鱼两天晾网，想干就干想来就来，每个月也出勤不了几天，工资当然就不会高了，但他不和别人比出勤，不和别人比干活，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只和别人比工资，当然就有意见了。这就是刚刚发了工资，看着自己的工资少，在二分厂当然没有人理他，他就跑到办公楼上来闹了。
袁梁知道，新的薪酬制度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拥护，但也有部分混日子的人肯定会有意见。甘新亭这样一贯懒惰，老婆管着，经常请假，和老婆一起在家种着几亩地，属于无可救药之人，一机厂这样的国企就养着这样的人，少发工资就要吵，但福利、养老保险工厂还是一样少不了他的。
徐有才说，我去找老甘去，如果是自己出勤少而工资少的话，那怨不得别人。如果是车间活少，那可以找找厂里，如果车间其他的人工资不少，你自己要找车间要活干，也找不到厂领导这里来。这典型一个胡搅蛮缠、横竖不讲理，完全可以安排他的车间主任，直接给他活干，你不干那就拿不到钱，那就没办法了。
袁梁办公室的地上，还躺着一个罗喜林，这是袁梁第一次见到他，原来并不认识他，罗喜林是来要困难补助的。
袁梁看着穿的破破烂烂，躺在地上的罗喜林，他媳妇也跟着过来了，也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跟着也坐在了地上。
袁梁没有说什么，就到办公室邱毅处问问情况，邱毅说，罗喜林既是厂里的困难户，也是无赖似的人物。几年前，罗喜林得了病，就不断找吴侠，办理病休，吴侠也是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就给他办理了病休，拿着病休工资。可是这样，罗喜林不算完，经常到厂里来闹腾，说是自己看病要花钱，吃药要花钱。吴侠就让厂医务室给他买药，但他不要药，就另外要钱，不给钱就不走，不是躺在厂门口，就是躺在厂长办公室。吴侠离职后，他已经来过几次了，他和朱卫彬熟悉，每次都是朱卫彬安排厂医务室给他点药，再安排办公室特殊申请给他点钱，每次也就是一百元。袁梁参加广交会期间，他就来过，朱卫彬没有给他办，他就等着袁梁来，说要给袁梁闹腾，现在是袁梁当家。邱毅说，这就是一个无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罗喜林原来找的是吴侠，后来找的是朱卫彬，他们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时间进厂，对他比较了解，你原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是了，何必再往外推呢。
袁梁不想和他纠缠，只说了句，需要买什么药到厂医务室找姜北方，我给他说声去。袁梁说完就到车间去了，一个进屋就躺在地上的人，没法和他讲道理。周冬妮在袁梁办公室打扫卫生，也不理睬罗喜林。
一直到中午下班时间，袁梁来到办公楼下，甘新亭正站在厂门口，徐有才拉着他，让他跟着自己到家里去吃饭。厂门口，邱毅对袁梁说，罗喜林已经走了，在厂医务室拿了一盒药，还是朱卫彬给他批了一百元。
袁梁推着自行车出门，迎面又碰见范文章。范文章说，罗喜林这样的人根本不用理他，直接让保卫处的人把他抬出去就是。他说是他家媳妇拉着地排车把他送来的，他的脚不能走了。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兴高采烈地从财务处出来，他媳妇用地排车拉着他走了没有多远，就停下，他从地排车上下来，他媳妇上了地排车，他拉着地排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了。
一上午的时间，一个甘新亭，一个罗喜林，各自上演了一出闹剧，这就是国有企业的通病。国有企业之所以艰难度日、负债累累、步履维艰，不是人才的问题，不是管理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机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机制，企业就不能轻装上阵、高速发展。